我不是“二鬼子”

身穿白底蓝条病号服的父亲躺在医院床头，橘黄灯光下一脸的沧桑。他感叹地说：“转眼91岁了，小时候的事情就在眼前，人生真是太快了。”父亲反复对我说：“我不是‘二鬼子’，是党组织派进鬼子据点的。”并向我回忆起了那段并不如烟的往事。

1941年秋天，父亲13岁，当时正是割麦子的时节，堂哥李其东找到他说：“我给你找了个吃饭的地方。”父亲一听特高兴，急切地问：“什么地方？”堂哥神秘地说：“鬼子据点，给做饭的厨师打个下手。”父亲头一偏，失望地说：“我不去！”堂哥劝导他：“你先去干着，到时保证送你去读书。”听说能读书，父亲勉强地点了点头。

翌晨，一位姓范的师傅带着父亲来到夏张地区的鬼子据点，把父亲交给了大块头的李厨师。据点外环绕着一条五六米宽的护城河，铁丝网里是砖头砌成的石墙，戒备森严。进了厨房，父亲就开始干活，备柴、淘米、洗菜……虽忙一天，但饭管饱，菜也好吃。

每天清晨，范师傅会挑着两个木桶过来，回收剩饭剩菜，每次来都会关切地问：“今天有多少鬼子在据点里吃饭？”父亲将每日统计的人数报给他，后来才明白，这是在摸敌情。这个据点驻扎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大约一百多号人。一些鬼子晚上饿了，会悄悄过来找父亲讨馒头，父亲便偷偷塞给他们几个。一来二去，几个经常讨馒头吃的鬼子对父亲特别亲热，彼此似乎成了“朋友”。

一年多后的一天清晨，范师傅神情严肃地对父亲说：“带上自己的东西，今晚就离开，到泰安军分区读书。”父亲听罢高兴地跳了起来，范师傅警惕地张望了一下，从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父亲，神秘地说：“你堂哥让你做晚饭时将这包东西撒在大铁锅里，你可千万别吃大铁锅里的饭！”父亲顿时明白，这是要给鬼子下毒药了。

当时父亲虽然年幼，但明白什么是国仇家恨。他目睹过鬼子扫荡南白楼村，先烧房子，见人就开枪，隔壁李大哥应声倒地的样子，始终印刻在他的脑海里。邻居高培明被鬼子四处围堵，跑进了父亲家的小院，我的奶奶把他藏进了小屋；几个鬼子进院叽里呱啦一阵，发现院子里有两只母鸡，便开始抓鸡，其中一个鬼子见门前石榴树上挂着石榴，顺手摘下，猛咬一口，苦得大吐……父亲见之偷笑。

读中学时，我曾到时任浙江美院党委书记高培明家住过几天，他把对奶奶的感恩都倾注在了我的身上，不仅对我十分照顾，还介绍了后来美院的院长、上海画家肖锋教我学画。当然，这是后话了。

目睹过鬼子的暴行，父亲对他们恨之入骨，听说要毒死这些野兽，点头应允。下午，父亲整理好衣服和用品，打好包袱，便来到厨房淘米，趁着没人，迅速将那包毒药撒入大铁锅里。待米饭散发出喷香的味道后，父亲悄悄回到宿舍，取了包袱，直奔指定的接头地点。

范师傅见到父亲，急切地问：“那包东西撒到锅里了吗？”父亲点点头，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让鬼子瞧瞧我们八路军的厉害！” 当晚，泰安军分区的团委书记李发荣代表党组织送父亲到黄河西军分区学校去读书。李发荣也是南白楼村的村民，他家里院子很大，房子也气派，因其父顶撞了鬼子，被鬼子用刺刀捅死，房子也被鬼子当成了办公楼。李发荣称赞父亲干得好，临上船时，嘱咐父亲好好读书，还特意送了父亲一支新民金笔，父亲视为珍宝。

后来父亲听说，据点里的鬼子吃了下毒的饭后，七倒八歪、呕吐不止。附近炮楼的鬼子闻讯赶来施救，仍有不少鬼子命归黄泉。这次“中毒事件”到底死了多少鬼子，父亲至今也没搞清楚。

害怕走漏消息连累家人，父亲对这段经历一直守口如瓶，村里人只知父亲给鬼子做饭，却不知父亲给鬼子下毒，都嘲笑父亲是“二鬼子”。父亲有口难辩，忍辱负重背着黑锅。

读了4年书，父亲被分配到泰西军分区任宋政委秘书，一年多后，又被任命为长清县第八区区长，并在工作中与母亲相识相恋。父亲南下到上海后，母亲也从北京中国银行调至上海，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将这段压抑了几十年的历史心病告知了组织，希望组织认真调查、给予结论。组织上很重视，派人联系时任商业局局长的李其东和时任济南市委副书记的李发荣了解情况，最后认定父亲是“党组织派进去的，消灭鬼子有功”。为此，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由1947年提到了1941年。

了解父亲这段抗日经历后，我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小小少年深入虎穴，一下消灭了如此多的鬼子，与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一样，也是个少年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