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整超逸 燕瘦环肥

俊整超逸 燕瘦环肥——隶变晋《孙夫人碑、唐《房彦谦碑》和《纪泰山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进入一个自觉和辉煌的时代，涌现出诸如曹魏之钟繇，西晋之卫瓘、索靖、陆机，东晋之王羲之、王献之等许多书法名家。近人马宗霍说：“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字和书法形体急剧变化。篆书在三国时期产生了《天发神谶碑》后，走向了沉寂。隶书承汉之余绪，明显地呈现出过渡期以楷人隶的鲜明特征，成为楷隶、隶楷。楷、行、草诸体的演变亦趋向于成型和完善。晋室东渡，南北朝分据，地域的差别，带来了文化的差别，自然也带来南北书风的差异。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认为，“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由于历史地形成的尊隶观念，因而“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世传北朝书法家，“长于碑榜”，其书风杂有隶意。而晋室南渡，衣带所携者为帖，尤因南朝敕禁刻碑，因而碑少而帖多，字亦多变为真、行草书，很少有隶古遗意。这可看作是泰山隶书石刻数量多且精品多的缘由。

 

此一阶段，泰山石刻典型地体现出这个时代书法风尚的是楷与隶的错变。代表石刻是《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

 

1.《孙夫人碑》

 

全称为《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作于西晋泰始年间，据钱大昕、武亿推定立于泰始六年(270)，桂馥推定为泰始八年(272)。隶书，作者不详。碑原在山东新泰新甫山中，后佚。乾隆五十八年(1793)江凤彝在新甫山中访得，后移新泰县学。1965年移置泰安岱庙汉柏院大门外廊下。碑阴有嘉庆二年泰安知府金、知县柳珍起刻跋。魏晋时期实行禁碑。宋欧阳修、赵明诚皆称“晋碑难求”，而此碑堪称巨制，后人将其与掖县(今莱州)《郛休碑》、河南《太公望表》并称晋三大丰碑。

 

此碑字体结构基本属方整，用笔以方峻为主兼含委婉圆转之笔，如碑额上“之”字尚带篆书遗意，“晋”、“孙”局部用笔婉丽圆通。由于大部分笔画横平竖直，遒劲峭拔，基本上沿习了汉隶风格，与《孔羡碑》字体比较相近，但凝重中并含灵活。包世臣认为：“西晋分书，《孙夫人碑》是《孔羡》法嗣，用笔沉痛不减，而体稍疏隽。”(《艺舟双楫·论书》)又云：“西晋分书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夫人》二碑，虽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顿宕，资致天成。”(《艺舟双辑·论书十二绝句并序》)清泰山学者唐仲冕在《岱览》中称其“笔势谨严，文词古雅，尤存两汉遗意”。《山东通志》云：“以工人冬寒烘火，破暴烈，遂损不可读。”《金石萃编》、《山左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均有著录。清新泰沈毓寅对《孙夫人碑》多有研究，辑录有《孙夫人碑》的考证文章，附人《新泰县志》，并有手书《任城太守妻孙氏碑跋》存世。

 

初唐隶书书家不多。嗣后虽有史惟则、韩择木、蔡有林、李潮被称为“唐隶四大家”，但对后世影响不大。但欧阳询《房彦谦碑》在书法史上地位显赫。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人(湖南长沙)，仕隋为太常博士，贞观初任太子率更令，人称“欧阳率更”。他敏悟过人，博贯经文，曾编百卷《艺文类聚》，以供王子阅读。其传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等，被称为唐楷第一。行书有《梦奠帖》、《卜商帖》等，体势纵长，独具自家面目。

 

2.《房彦谦碑》

 

唐贞观五年(631)三月刻石。碑在山东历城采石乡赵山之阳。李百药撰，欧阳询书。隶书，36行，行78字；碑阴15行，行13字；碑侧3行计33字。额篆书题“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9字。撰书人姓名及年月等皆题于碑一侧。碑阴历叙祭葬恩礼，亦欧阳询(557——641)隶书，较碑阴的字大些。

 

房彦谦，字孝中，唐太宗时宰相房玄龄之父。此碑虽为隶书，但不是汉隶，它仍然是欧体书的隶书，在隶书中略具变格，与《宗圣观记》不一样。此碑为了显示碑体典重，写时不免矜持。方折顿挫，太过严肃，与《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等碑风貌不类。此碑多用隶法。横画和撇尾还保留燕尾似的波挑，结体端，挑拔险峻，是一种隶楷的混合体。前人曾有“草隶之妙，冠绝当时”的称誉。所以，论此碑成分，虽是隶书，里面已加入一二分正书笔法，是快要接近《皇甫诞碑》的字样了，正是由汉魏走向正书的途径。所以，人们若要学欧氏正书的话，应重视这个碑。

 

此碑在隶意方面可推溯到东汉的汉隶。一般来说，由汉到唐的正书，都是通过汉隶 — 魏隶 — 唐楷这个途径来的。人们联想到六朝的书法，更是这么演变而来。欧阳询是一个由隋人唐的书家，他窥见汉、魏隶体逐渐进入六朝，而形成所谓的隶楷。所以，在唐朝不说楷书，而总是说隶书。实际上在唐朝说的隶书就是指楷书。因为唐朝的楷书里包含着隶书的成分。

 

欧阳询是个有才干有智慧的人，对由隶变楷的一切过程，他不但能认识到而且能做到。他将六朝的字迹，由隶变楷。在《房彦谦碑》里可以看到，由隶变楷的字，有“岳”字(在第14行内)已变为楷书形体了。“悦”字里的局部已楷书化，其他部分为隶书笔意。“五”字为楷书，但又是隶书意味。“为”字半楷半隶。诸如此类，均属六朝作风。欧氏善于广搜博采，曾写过南朝梁的。代表作《始兴忠武王碑》，也学过北魏的《张猛龙碑》东魏的《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北齐的碑版墓志，欧下过更多的功夫，能采集北齐的精华，吸收融合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欧书《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等，多半以东魏、北齐的成分居多，且均有实物证实。《房彦谦碑》为欧阳询75岁时所书隶书碑刻。由于欧阳询所书诸碑，楷书多而隶书少，故此碑为世所重。其书法紧健峭劲，介于隶楷之间，存有较多六朝气息。其碑原来极为完整，可窥见欧书渊源所自西可是，后来此碑由于椎拓过多，下截漫漶。正如清方若所说，赵山乡人恶碑估椎拓时随观多闲人，践伤田禾，欲毁作没字碑以杜碑估之来。事为邑令所禁。然后因椎拓过多，造成此碑下截漫漶。只有旧拓本中的“喜邦”之“喜”字完好。额篆书“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吴玉搢《金石存》评其书云：“极挑拨险竣之妙，与正书正是一律。兰台《道：因》亦全是此种风味也。”

 

3.《纪泰山铭》

 

亦称《泰山大观碑》，在泰山大观峰石崖上，是唐玄宗李隆基封泰山后所撰写，唐开元十四年（726）九月刻。

 

《纪泰山铭》为唐代鼎盛时期的隶书作品。形制雄伟，文词雅驯一，书法笔画粗壮丰茂，结构纵横排闼，端严雄浑，硕大雄壮，为汉以来碑碣之最，盖自汉以来碑碣之雄壮未有及者，颇有盛世帝王宏大的气魄，是研究唐代历史和镌刻艺术的重要资料。

 

隶书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讲点画的规矩严谨和八分舒展的装饰特点，结字亦板滞森严，缺少变化，这表明隶书发展已走到了末路。这种现象在《熹平石经》、《白石神君碑》等碑刻中已非常明显。在隶书发展史上，从东汉末年到清代初年，相比较而言，真正把隶书发扬光大，既继承汉隶古风，又具有时代风貌的还是唐代隶书。

 

唐代的隶书虽然不能与汉隶同日而语，虽然没有像楷书、行书、草书那样成为唐代书法的最强音，却在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楷书有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隶书亦有四大家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维则。唐玄宗李隆基也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人物，他所写的八分体，在唐朝占有重要地位。他的隶书作品有《纪泰山铭》和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

 

唐玄宗多才多艺，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善书法，工诗能文。王世贞评其书云：“明皇藻艳不及文皇(太宗)，而骨气胜之。”“丰研匀适，与《太山铭》同。行押亦雄俊可喜”。他工书法，各体皆备，且各立门户，开宗创派，盛况空前。尤善八分、章草，丰茂英特。唐窦泉《述书赋》云：“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内吞鲸。”窦蒙注曰：“开元皇帝好图书，少工八分书及章草，殊异英特。”《泰山大观碑》是唐玄宗的精心之作，历来给予很高评述。明王世贞云：“字经六寸许。虽小变汉法而婉缛雄逸，有飞动之势。”

 

《纪泰山铭》的艺术特点：

 

一是承前启后，自出新意。《纪泰山铭》及唐代隶书在书法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意义在于承前启后，将秦汉隶书这一特殊的书体继承了下来。对于诸多唐代隶书作品与汉隶相比，人们多以“程式化”的概念先人为主。仔细分析一件件唐隶作品，我们会体悟到唐隶书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程式化，其用笔、结字、气韵高度，妙处自在。唐代隶书和秦汉隶书的最大不同在于取法各异，取势不同。秦汉隶书以先秦古朴厚拙的篆书为基础，字体造型，风格意味，甚至用笔、结构、章法等，都接近于篆书，完全是以篆书来写隶书。而唐人的隶书则章法整饬，字法静美，点画平直端严，是以楷书的笔法、结体和章法去写隶书，所以比东汉后期的隶书要平直规矩。《纪泰山铭》偶用篆意。点画用笔多用楷法，但结字时用篆法。如“虚”、“处”字的“虎”头写法，“继”、“明”字的写法，“罪”、“昔”字上部的写法等。“献”字的写法也比较典型，特别是右旁，笔法用隶，而笔势则用了篆势。

 

二是反映时代，气象博大。李唐王朝前后近300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期，社会的风尚，统治者对书法的重视，促成了这一时期书学的繁荣。在书法理论界对唐隶褒贬不一，认为唐朝隶书程式化现象突出。事实上，辩证地分析，任何时代所产生的书法作品总有他自身的历史价值，同是隶书，其风格也会千丘万壑。从李隆基《纪泰山铭》联系他19年后的西安《石台孝经》以及长安新出土的同期隶书《彭城刘氏墓志》、《朱元昊墓志》来看，唐代隶书之美可见一斑：如章法整饬，行列有序；笔法严谨，左规右距；结体茂密，气象博大，直可与唐楷媲美。盛唐气息十足，肥厚，雍容，不乏盛唐高贵华丽气度，且蕴涵六朝风骨，融百家为己质，集庄重、桀骜、灵气于一体，区别于其他作品。

 

三是笔法规矩，结字严谨。用笔多藏锋圆笔，含蓄厚重，左规右矩。细品之，《纪泰山铭》趋方形，整篇严谨，平正中时有险绝，时见奇笔，锋芒毕露，活泼生气随处可见。笔画写法均脱胎于汉隶，波磔自然，蕴涵篆书笔意。多数波磔，极尽张扬之势，用隶法；左右对称之框上窄下宽，向两边扩张，依篆势。结字多扁方，左规右矩，平整中见流动。值得指出的是，在追求结字形式美时，许多字采取了变形移位的方法，个别采取了增删笔画的方法。异体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讲也为整个作品增加了一定的趣味性。笔法楷化，有着典型的规范化倾向。这与唐朝注重法度，楷法完备，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右斜笔画出锋处和弯钩处多使用楷法，如“之”、“人”、“运”字的捺笔和“祀”、“化”、“也”、“就”字的钩笔以及“山”字竖、竖折笔，都用楷法。值得注意的是“为”、“有”、“禄”字的撇笔，“祭”字的下分点，都有草意。

 

四是笔有增减，变形移位。简繁是相对而言的，未必今天才有。为了美观大方，有些字采取了增删笔画的方法。如“观”字增一撇，“灾”字增一横，“凉”字增一点一横，“伦”字等带人旁的字，波挑笔画全部横向多起一笔，使得左上半部分趋三角形。还有“坛”、“在”、“姓”等字减笔，而“龌”字由于笔画较多而缩写了“屋”字的撇画。篆隶结字常将部首做位移，《纪泰山铭》中也屡有出现，如“岳”字。有的发生了结构变异，如“圣”、“壁”由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而“在”、“存”字由半包围结构变为上下结构，“功”、“幼”、“法”、“唱”字则由左右结构变为左上右下结构。波磔是隶书的典型特征。如果说秦隶和汉隶在某种程度上波磔还不够完善的话，而唐隶则极尽波磔夸张之能事，使单字横向夸张，如“群”、“应”、“千”、“永”、“在”字。有的则夸张竖笔，如“而”、“承”、“南”字，竖笔极尽张扬之势。“感”、“苟”、“在”、“岱”却有伸有缩，很耐看。另外，注重结字，通过巧妙穿插、结字变形和笔画的粗细夸张变化，体现了生动的盛唐气息。其肥厚、雍容、华贵，字形舒展，呈现外拓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