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强宽博 方正尔雅

    雄强宽博 方正尔雅——汉隶《张迁碑》、《衡方碑》

    隶书,是我国文字形体演变中发始于秦、盛行于汉的一种书体。关于隶书的起源,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役戎,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隶书是书体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一方面它彻底跳出了古文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阶段,结构趋于简化;另一方面,点画形态却逐渐丰富。这一简一繁的发展,使中国书法艺术开始注重以自由多样的变化运动和空间构造,来表现字体结构,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告别“书画同源”的原始时代,升华到高度抽象的线的艺术境界,它标志着中国书法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已经成熟。

    西汉中期以后,以波挑鲜明为笔画特征的隶书渐趋成熟。东汉桓灵年间厚葬之风大兴,碑刻最盛,客观上促进了隶书多样化风格的形成,隶书也因之达到发展的黄金时期。刘熙载《艺概·书概》称:“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

    东汉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6年7月,山东肥城安驾庄村发现汉画像石阙。左右两阙,右阙刻有隶书“建初八年(83)八月成孝子张文思哭父而礼石直三千王次作□□□”两行26字,书法开张自然,为泰山地区较早的隶书。汉隶由于书写年代与书者之异,其风格显示多种多样,正如清代王澍所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泰山《衡方碑》、《张迁碑》开方正浑穆一路。

    1.《衡方碑》

    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碑高2.4米,宽1.1米,立于东汉建宁元年(168),乃衡方的门生为其所立的功德碑。《衡方碑》于众多的汉碑中跃出,一是因为其碑额特别。碑额为阴刻,雄浑严整。横画平挺而强劲,显得既宽博又威严。其二是《衡方碑》碑文在布局与结体上方满而茂密。用笔以方为主,笔致多变,朴厚中有雄秀之气,意态雄健而高古,受到了众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高度评价。清翁方纲称“是碑书体宽绰而润,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真卿正书之渐。势在《景君铭》、《郑固》之间”(《两汉金石记》)。清何绍基评此碑云:“方古中有倔强气。”清方朔则称其“字体方正深朴,与《张迁碑》可以伯仲”(《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凝整则有《衡方》。”清杨守敬认为:“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清姚华《弗堂类稿》称:“《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概括《衡方碑》的艺术特征有:

    点画尚变。《衡方碑》中的线条,为使所营造的“厚重、宽博”的体势相协调,采用了“积点成画”的用笔方法。这虽在其他碑刻中也存在,但《衡方碑》的特殊点在于,字的结构变化是在空间内部的线条对比中完成的。如“雁尾”一笔,《衡方碑》不像《曹全碑》那样占据主流和夸张。它在整个线条运动过程中显得隐约含蓄,通过线条简短的顿笔、提笔、出锋,似乎在极力回避着汉隶中所规定的“蚕头雁尾”程式,如“祖”、“方”“盖”等字就是极好的说明。《衡方碑》线条基本上继承了篆书的中锋圆融样式,但与篆书平面匀称的运笔特色截然不同,它饱满粗重,丰腴朴实,讲究运笔的受力点在线条内部的不断换位。如“方”字的一长横、“君”字上部的两长横等。因此,它线条或粗或细,或直或曲;起笔或方或圆,或轻或重;转折或圆润或方折等对比,能在不同的位置和角度上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无穷的意韵。

    结构笨拙。线条对比强烈和结构笨拙,构成了《衡方碑》独特的艺术个性。但“笨拙”,并不是呆板僵硬,而是与故作姿态的甜俗而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美,即另一种变化的意趣。如“君”字,第一横画的固定虚设,导致另外两横画向左延伸的外张之势,而其势又在“口”部的稳重右偏的牵引中得以调和。又如“盖”字,上下部相互错位又寻求统一对比之势。这种“笨拙”结构是在变化中求平衡,从严整中出险峻的风格特征。

    形体壮美。拿《衡方碑》与《曹全碑》相比,两者虽同属汉隶中的名品,但在审美意趣和特色上却大不相同。两者在横竖成列的整体布局上都讲究规范和整饬,但在具体的体态上却完全透露出相反的形式意趣和审美特点。《曹全碑》侧重于灵动与舒展,它线条轻秀典雅,流畅自如,体势趋扁,左右开张,以秀美见长。而在一些具有装饰意味的“蚕头雁尾”的夸张中,不仅强化了线条的外肆效果,也增强了线条的节奏感,从中可以捕捉到它对秀美的着意追求。而《衡方碑》正相反,它是汉隶中壮美一路的典型。正是此种审美意趣,使我们在笔画中几乎很难捕捉到它的节奏点,更无法寻找到人为的精心雕琢。但透过时显剥蚀的粗重线条、茂密偏长的结构以及博大的气势、古拙的韵味和不可阻挡的震憾力量,使我们感受到了那种与自然融合的精神意蕴。

    气象高古。这是《衡方碑》最显著也是最为本质的审美特色。这使它在汉隶中完全属于另一种范例。表面上看去《衡方碑》是那样地笨拙古老,体态不符常情,但这一切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衡方碑》的审美特色。正是那些不合现实比例的笨拙结构、缺乏柔情的矛盾对比以及异常强烈的线条,却合乎气势和古拙的内在夸张需要,并在力量的积蓄上达到了统一。因此,《衡方碑》的审美特质不仅强烈地表现了汉代浑然、朴实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构成了汉代碑刻艺术重气势、讲古拙的基本风貌。

    自清以降,《衡方碑》受到诸多书家的青睐,不乏大家高手出现。伊秉绶、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沈定庵即是杰出代表。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庵、墨卿。福建汀州宁化人,人称“伊汀州”。乾隆己酉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出为广东惠州及扬州知府,以廉吏善政称。许多书法理论家对伊秉授书法评价极高。清吴修《昭工尺牍小传》云:“墨卿书似李四涯,尤精故隶,独不喜赵文敏。”清焦循《雕菰楼集》:“公之起居言笑,蔼然君子儒也,时濡作隶书,如汉魏人旧迹。”清赵宦光《退庵随笔》:“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遥接汉隶真传。墨卿能脱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尤以篆隶名当代,秀劲古媚,独创一家。楷书亦人颜平原之室。”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汀州精于八分,以其人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近人马宗霍称:“世皆称汀州之隶,以其古拙也。然拙诚有之,古则未能。独其以隶笔作行书,遂入鲁公之室。”

    伊氏隶书从《衡方碑》、《张迁碑》杂糅《封龙山》、《韩仁铭》、《褒斜道刻石》诸碑而出。雄强茂密处不逊《衡方碑》、《张迁碑》,古拙开张处不下《褒斜道刻石》。伊秉绶隶书用笔浑圆,直来直去,如椽古籀,横空出世,且简化隶书中雁尾波挑,而以蚕头蚕尾面世。结体重心偏上,看似平常、均匀,实则上重下轻、上宽下窄。结体外密内疏,四周充实方整,多以粗壮线条框围之,中则线条较细,亦较随意,显得外部实而中部虚。结体多取正势,少留斜势。其隶书笔势、结体大多为正,横平竖直,极少斜笔。不得不为之时,便化长为短。一促重为轻,或以点代之。

    写字贵在能变,隶书之妙完全在于以汉为宗的同时,又能有“我”的存在。伊秉绶可谓最解此意。他曾授予习隶诀窍32字:“方正、可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忘拙。”这正是伊秉绶隶书艺术的写照。

    明末以降,书风以雄强为主,当代江浙宿将沈定庵先生秉承了这一传统,四体并能,尤以浓墨大笔、舒卷恣肆、新意纷呈的隶书而称雄于当代书坛。沈先生的隶书由汉而人,主攻雄强一路,以《衡方碑》、伊秉绶隶书为研究对象,师古而化,以古为新,匠心独运,对隶书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他的隶书重气势,重墨韵。他把隶书的结体由宽扁易为方长,由沉静易为飞动,大胆进行块面疏密处理,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波澜,蕴藉耐读。他喜欢用浓墨,使作品气象郁勃,浑厚华滋,虚实对比强烈,给人以较大的想象空间。他在结体上善用长锋藏锋,更善用露锋。用藏锋者,落笔浑成,出于自然,沉劲入骨,蕴藉内敛。用露锋者,每于起笔收笔处锋颖秀发,神致隽逸,游刃有余,在浓墨长毫创作隶书方面独辟新境。

    2.《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系东汉中平三年(186)谷城(今山东东平)旧吏为张迁调升荡阴(今河南汤阴)令捐资刊立的“去思碑”。碑高2.92米,宽1.07米。碑周饰以蟠螭,雕刻精细。碑额篆书,字体横扁,在汉碑篆额中独具风格。

    《张迁碑》出土于明初,最早著录见于明都穆《金薤琳琅》。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从字句和刻工分析,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学者认为,从风格特征及此碑朴茂端庄的气息来看,此碑非汉人所不能,而且风化剥蚀的自然现象也并非后人摹刻所能及,当为原作无疑。《张迁碑》最早拓本为明拓本,第8行“东里润色”4字完好,以故宫博物院藏本最佳,称“东里润色本”。清初拓本首行“焕”字不损。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极高,多为后人效仿。在隶书的形成过程中,笔法由圆变方,此碑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它不以秀逸取胜,而是率真质朴,方朴古拙,峻实稳重,与东汉其他众多碑刻相比,另具一番气象,风貌极为强烈,堪称神品。

    《张迁碑》结体方严高古,宽舒茂密,用笔以方为主,笔致多变化,朴厚中有雄秀之气。碑阴隶书尤为明显,意态雄健而高古。此碑与汉《鲜于璜碑》、三国《孔羡碑》风格极为相近,同为隶书中多用方笔的典型。而《鲜于璜碑》早于《张迁碑》21年,有书论者认为前者更胜一筹。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张迁碑》出土早,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对于《张迁碑》,历代评价甚高。明王世贞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清初孙承泽云:“书法方正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庚子销夏记》)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云:“碑额十二字,意在篆隶之间而屈曲填满,有似印书中缪篆。”郭尚先则称:“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芳坚馆题跋》)杨守敬《平碑记》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视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张迁碑》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是用笔方峻,方朴古拙。此碑用笔是典型的方笔,取势平直,运笔劲折,起落笔恰似昆刀切玉,方折凝重。用笔方整,这是秦以来隶书技法发展的总趋势,而《张迁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极意泼发的同时,使点画的形态、笔致的力度和字意的抒发,同方整的用笔更为妥贴、协调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更显示了方劲高古、拙朴淳厚的艺术魅力。

    二是结构多变,险中求平。其一,扁平匀称,端庄大方。此碑在体态上多取横势,字形以扁平为主,同时以长、方为辅,风貌古朴。在横向上比较开张,纵向上则较为收敛,而长和方的体态则是根据笔画的繁简而产生的,在整体布局上起着协调变化的作用。其二,错综揖让,生动丰富。每个字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形成的关系非常谐和。讲究相互交错穿插,都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个体,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变化极为丰富。其三,辩证统一。隶书多以左右波发取势,故字形多呈平扁状,而此碑结字却方正峻古,点画的组合穷尽变化,拙中藏巧,险中求平。这种结体特征主要由欹正反差、大小对比、曲直相间三大因素构成,使结字更具有古拙之意。《张迁碑》空间分割关系错综复杂,对比异常强烈。如上紧下松、上松下紧、左疏右密、左密右疏等等,做到了密不容针、疏可走马的矛盾调和,其空间对比丰富而多彩。

    三是气息浑肆,雄强朴茂。在众多的汉碑中,此碑是以阳刚之美见长的。其点画方峻浑厚,笔致雄健酣畅,结体方整丰腴,气势磅礴郁积,字里行间,时时透出沉雄浑肆的气息。这种气息同时也充溢着古拙、天然的韵致。许多字看似不衫不履,或左右错位,或粗细不均,或轻重失调,或方圆相斥,但从总体上来欣赏,却正是一种介于有意无意间的自然天趣。

    四是结体平正,密而不滞。这一类风格的形成包含两方面的因素。其一,结构的各个部分安排均匀。汉字单字构成形式有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独立结构等。图版中的“故”为左右结构,“月”为独立结构,“吾”为上下结构。字的几个部件安排得和谐匀称,无大起大落,但又不失隶书典雅的特征。其二,笔画无突兀之态。所选例字之中,笔画提按含蓄,虽有粗细之别,但结合得十分自然,字的重心平稳。笔画较多的字,容易显得重复呆板,处理这一类字时,要费一番思索。在结构安排上要随势错落,留白得当,穿插自然,才能做到密而不滞,厚重中带有灵动。“览”字上部笔画最多,安排得既紧密又均匀,中间部分横画多,间距相当,宽度比上部稍窄,下部尽量压扁,左右伸张,整个字取得了密而不板的效果。“声”字下部的“耳”部安排得十分巧妙,最后一竖形成独立之态,而不过分追求平稳,有动势。“艺”字三个部分互有错落,中间留有较大的空间,显得密而不呆。汉字书写是在二维平面上进行的。要将汉字写出立体感,具有三维视觉的艺术性,疏密处理是一个关键的技巧。《张迁碑》在疏密处理上有很成功的范例。“野”字上半部安排紧密,下面“土”字两横间距大,横长超出上部,中间竖画细而短。整体上看,上部密不透风。下部疏可走马。“良”、“权”与“野”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筹”字横画多而密,在结构上不能像“野”字一样作大开大合处理,但通过线条粗细搭配,层次分明,密中有疏,有密林透光、树影横斜之趣。“国”、“丽”、“宣”三字属于这一类。

    五是布白均衡,揖让自然。空白是单字笔画交错所留下的空间。笔画越复杂的字,留下的空白越多越复杂。合理地安排好空白在书法中称之为布白。布白均衡,要求在空白处理上做到匀称、合理、不怪不板。在横画、竖画相错较多的字中,尤其要注意匀称统一。如“留”字,上面两个“口”,“口”与“口”之间的空白要均衡,“口”中的空白与下面“田”字中的四个空白要均衡。另外,两“口”之间的距离及两“口”与“田”字之间的距离也要均匀安排。其他如“器”、“陈”等字也都安排得合理。

    在左右结构的汉字中,偏旁结构通过适当的错落、穿插,能增加字形的动态美。“孙”、“丛”、“张”三字左右之间有主从关系。“孙”字中的“子”旁较大,“系”旁较小,互相结合,生动和谐。“张”中的“长”旁端正,“弓”旁欹侧,形成主从关系。“焕”“初”二字左右相互穿插。形成错落之势。如“焕”字“火”旁靠上,右边长横穿插至“火”下,灵活有趣。“初”字的“刀”旁长撇伸至“”下,一正一侧,姿态横生。“股”、“肱”二字左右之间上下错落,“德”、“邵”、“朝”等字左右之间遥相呼应。

    六是险峻奇伟,方整雄强。字的造型是通过点画偏旁安排,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奇伟之感。“俊”字“彳”旁写得窄而挺拔。右边字形长而弯曲,中间留出大块空白,呈雄伟之势。“守”字外框方整浑厚,中间“寸”部线条细而活,形成强烈的反差。“秦”、“荣”、“幕”、“善”四字上中开阔沉厚,下部紧缩,其中“幕”字底部的“巾”字几乎无处藏身,通过这种安排,字的体积上形成巨大差异,有泰山压顶之势。“孟”字突出下部的“皿”字,上面的“子”头尽力压缩,造型奇伟。“震”字中宫紧收,四周开张。“棠”、“蔽”二字上下之间怪层相叠,收到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横向取势是隶书中的一大特征。《张迁碑》的字形结构多种多样,但横向取势仍是一个主要特点。横向取势容易流入扁平松散,《张迁碑》在横向取势的同时,注意了横向结构之间的呼应。“职”字由三部分构成,将中间部分稍稍上提,以中间带两边,既灵活又紧凑。“就”字通过“尤”旁的撇画与左边字形的连接,有藕断丝连之意。结体方正,尽力将空间占满,做到堂堂皇皇,正面向人。用笔以方笔为主,较少顿挫波磔,笔画多作排比之势。“山”字三竖均为方笔起始,长短相当,略有向背之态,雄伟而不呆板。“荒”字上部突出横画的排列,下部突出竖画的铺陈,中间的点写得较小,横竖笔画坚强有力,实为方整雄伟一路的典范。“辅”字结构方整,下部稍稍留出空白,左右结构均向中心靠拢而做出倾斜,有庄严不可侵犯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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