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青何以写泰山

      □ 鹿 锋

      一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泰山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所吟咏的大山。据袁爱国主编的《全泰山诗》统计,自春秋至清代有关泰山的诗歌多达14500首。泰山上有碑碣摩崖2516处,其中《秦泰山刻石》是目前仅见的秦代两件官方小篆刻石之一。

      名诗名句多,名碑名刻多,但名画名家少。泰山是彪炳史册的书法山、诗歌山,但不是画家所青睐的绘画山!

       二

      唐代艺术评论家朱景玄在前人基础上,把中国画分成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四个层次。后世论画常沿用这一框架,如归为“神品”的作品有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元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等,归为“妙品”的作品有元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明沈周的《庐山高图》等,归为“能品”的作品有北宋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图》、南宋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归为“逸品”的作品有元代倪瓒的《容膝斋图》、元代吴镇的《渔父图》等。这些名画所摹写的自然山水,北方之山中主要有华山、太行山、嵩山等,南方之山中主要有黄山、庐山、雁荡山以及天目山等。相比之下,历史上以泰山为背景的绘画名作十分稀少。目前可见的以泰山为题材的画作要么仅存著录、真迹不再,要么层级不高、相对晚近。

       三

      泰山书法早、诗歌好而名画少的根本原因在于泰山的自身特质与中国山水画美学基因的结构性错位。

      中国山水画的核心美学精神可以简要表达为:士人卧游澄怀,山水以形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礼教式微,玄学兴起,佛道风行。一些文人士大夫为躲避祸端,转而以自然山水作为安身立命的情感寄寓。至隋唐,经300余年时势、思想、审美、技法的多方合力,中国绘画最终由人物、叙事转向山水,完成其理论基础的奠定和审美体系的构建。至五代宋元,中国山水画由写实至写意,由物境而意境,由院体到文人,最终确立起具有明确价值取向和内在稳定性的审美规范。

      泰山的自身特质与中国山水画的生发契机及艺术道统显著不同:

      从人文定位看,泰山位“尊”而中国山水画需“亲”。大汶口文化的浸润、历代帝王的祭祀、儒道释精神的积淀、文人墨客的登临、四方百姓的朝拜,几股力量合力,使泰山成为一座正气浑沦、贯通天地、道统昭彰、登以明志、礼以祈福的独尊之山。中国山水画发端于文人的避世出世。文人所寄情的是那些具有自然亲和力的山水。泰山这种帝王封禅之山、百姓朝祭之山的神山、圣山地位让人“拜”,让人“敬”,甚至是让人“畏”,而很难成为文人亲和寄情的对象。

      从审美品格看,泰山势“雄”而中国山水画重“秀”。汉武帝以“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诠释泰山的阳刚之美。中国山水画的主流审美特征是隐逸、空灵、秀润、放达,而泰山的主体审美品格与之相反。泰山地位“高”,形态“大”,质地“重”,气势“雄”的审美调性与中国山水画的主要精神取向明显不同。

      从山体形态看,泰山势“敦”而中国山水画尚“奇”。相较于华山的奇峰险壑、太行山的雄浑壮阔、黄山的奇松乱云,泰山自然山水本身缺乏极具视觉冲击力且能成为山水画创作经典元素的景观。泰山主峰山体呈下端基础相对宽博而上端山势相对收束的正金字塔形。这种样貌让泰山显得扎实敦厚,但也较难给画家留下营造意境、挥洒性情的笔墨空间。在泰山面前,画家往往觉得形象难选、特征难抓、神韵难捉。即便作出画来,画家自己也往往觉得不像泰山、不是泰山。

      历史与人文的塑造,让泰山是山又不是山。一座承载厚重人文、并非纯粹自然山水的山,定然让中国文人画家难以走进。泰山在那个时代始终无法成为绘画山的底层密码即在于此。

      而书法、诗歌与泰山自身特质有着质态性同构。中国文字的原生使命与记言载事、祭祀占卜的家国史官巫觋传统密不可分。以帝王封禅为契机,泰山成为通过刻石以纪、铭山以传方式表征君权神授、江山永固的绝佳载体。历经两千年风雨,中国书法最终在泰山构筑起品类繁蔚、风骨卓然的作品集大成场域。泰山是得天独厚的书法之山。中国诗歌最初的核心功用就是美教化、观风俗、知得失。由《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再到宋词元曲,中国诗歌逐渐由宏阔博大而精巧细致,由豪迈外放至婉转内敛,由雍容雅正到世俗率真。泰山位于齐鲁礼乐文化的核心地区,得最早进入《诗经》之地利;同时泰山作为鲁国镇山,又得代表家国正大气象之天时;孔子对泰山敬重有加并曾登临泰山。天时地利人和之契机,让泰山成为言志载道的诗歌之山。

       四

      今天的艺术家该如何画好泰山?

      北宋画家、理论家郭熙认为中国山水画只有“可行”——路径可达、“可望”——风光可见、“可游”——场景可入、“可居”——身心可安,绘画作品才能成为“妙品”。借鉴郭熙的表达方式,今天的泰山山水应“可居、可望、可思、可绘”,即“新四可”中的泰山,应是身可居之的“家山”、目可望之的“景山”、心可思之的“哲山”、手可绘之的“艺山”。

      “可居”的泰山是“家山”。与那些位于僻远蛮荒之地的名山不同,泰山雄踞于齐鲁腹地的农耕沃野之中。这一山麓即房肆、林前可稼穑的优越区位,使得5000年前的泰山即成为大汶口文化先民繁衍生息的核心之地。随着历史的变迁,泰城从无到有,依山而建,从小到大,山城一体。泰山是齐国、鲁国的界山,更是守护鲁国乡邦的镇山、养育鲁国百姓的“家山”。

      “可望”的泰山是“景山”。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泰山山、水、林、云之物态及四时朝暮之山色是艺术家们所远观近察的对象。伴随四时晨昏之变,泰山峰峦松云的朝揖形态也在高与低、纵与横、远与近、动与静、明与暗、繁与简中呈现出俯仰开合之势、杂错穿插之态、疏密相生之趣、光影递嬗之姿。

      “可思”的泰山是“哲山”。泰山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山水画有“以道观器”和“以器体道”的传统。与其他名山所不同的是,泰山既是“器”也是“道”。泰山之“器”表现于泰山的自然形态,而泰山之“道”则指向泰山所具有的人文特质。画泰山,唯有体现出泰山之“道”所承载的天地之象、家国之怀、生命之愿,才能为泰山一峰一岭、一沟一壑、一草一木之“器”建立起坚实依归。

      “可绘”的泰山是“艺山”。中国画本质上是“观念画”“哲学画”。艺术家只有以自己的格局胸襟、审美意趣、艺术秩序对山水进行澄清、提炼与整合,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实现由精神到主题、由主题到样式、由样式到技艺的再发现、再凝练、再创造,从而创作出既合大道、又见心性的优秀作品。画泰山既要善于着眼泰山的大气象,又要善于尺幅间虚实错落;既要以笔立骨,勾皴山石之质,又要以墨生韵,渲染苍茫之气。

      人是山水的尺度。当泰山被赋予“可居、可望、可思、可绘”的人文意蕴,“眼前泰山”的自然人文禀赋便具有了转化为“笔底泰山”的新可能——由泰山山水画逐步开创出一种新型的“自然人文山水画”。这种新型泰山山水画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精神内核的独特性——泰山所承载的诸如登高望远、勇挑重担、和合共生、国泰民安等一系列人文精神,成为泰山山水画精神价值的标识。艺术表现的独特性——泰山山水画之技法与泰山的气质相契合,诸如结构气势开张、用笔沉实刚健、用墨深厚苍涌等。审美意境的独特性——泰山山水画既有程式化的表达,又有对泰山标识性山水形貌及碑刻、摩崖、亭台等人文遗存的摹写;在山以彰文、文以融山的会通共生中,艺术作品的审美格局得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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