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曙光 大汶口文化与文化泰山

　　 五集大型考古纪录片《大汶口》在山东卫视热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在欣喜之余亦有感而发。

　　 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有着特殊贡献的。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基础条件，而先人们的聪明才智又打造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海岱文化区”，并将泰山推向文化圣山的宝座，它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泰山五千年的历史。

　　 有着28亿年自然演化历史的泰山，大体处在华北大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中心地带，华北平原面积大约30万平方公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在这个区域内，泰山是较为居中的一座大山，被称为“中央之山”。

　　 据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在海岱地区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遗存和距今四五万年的“新泰智人”遗存，以及一万三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赵家徐姚人类遗址。进入新石器时代，海岱文化的发展谱系十分清晰，即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深入研究，实证了文化泰山的缘起与中华文明起源大体同步。

　　 大汶口文化是以发现、发掘于泰山之阳的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命名的。大汶口遗址位于今泰安市岱岳区与宁阳县交界的大汶河两岸，被发现于1959年5月，总面积82.5万平方米，同年6月至8月对其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就以其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宣布了泰山周围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的诞生，揭露面积为5400平方米，发掘出新石器时代墓葬133座及陶窑1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古牙器等各类遗物万余件，以及以猪为代表的动物骨骼等。这次发掘的成果被汇编成《大汶口》一书，于197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74年、1978年的两次考古发掘成果被汇编成《大汶口续集》，于199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经研究，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命名的大汶口文化，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泰山五千年提供了实证，被评为中国百年100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在“海岱文化区”的文化谱系中，大汶口文化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仅以大汶口遗址为例，大汶口遗址不仅包含着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的遗存，而且还发现了早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和晚于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年至4300年，延续时间长达2200年之久，来龙（北辛文化）去脉（龙山文化）十分明晰。大汶口文化分布于“海岱文化区”内，即以泰沂山系为中心，鼎盛时期包括山东全省、苏北、皖北、豫东、冀东南和辽东半岛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

　　 泰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即“大汶口人”，有着相对发达的生产力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手工业、制陶、加工乃至编织、纺织等生产工具都有出土；二是较为先进的制陶工艺；三是结构合理的房屋建筑。

　　 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变革已十分明显，早期的“大汶口人”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则透露了阶级社会的端倪：出现了贫富分化和身份的贵贱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萌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符号，在大汶口文化的相关遗址如滕州岗上遗址还发现了城池。早期城池的主要功能是防御，也就是古籍《礼记·礼运篇》所讲的“城郭沟池以为固”。城的产生与文字的发明同等重要。至少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社会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发展阶段。

　　 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继承者是山东（典型）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命名地是原泰山地区今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于1928年春，近百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山东（典型）龙山文化中发现了诸多规模较大的城址以及较为成熟的记事文字（如丁公龙山文化文字），不仅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还实证了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作为泰山地区“海岱文化核心区”的大汶口——山东（典型）龙山文化的“主人”是谁，他们与泰山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根据考古发现，结合古史传说，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内主要有三大部族，即太昊部族、少昊部族和蚩尤部族。太昊部族的活动大致在豫东和鲁西南地区。按照《逸周书》及《韩非子》的说法，“蚩尤寓于少昊”，且蚩尤与黄帝曾在泰山一带展开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宏大战争。少昊活动的范围在今以曲阜为中心的鲁中南地区，唐兰、刘敦愿、田昌五等大家认为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文化。古籍文献记载也很明确，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少昊之虚。”杜预注云：“少昊虚，曲阜也，在鲁城内”。至今曲阜尚存“少昊陵”等名胜古迹。特别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郯子言“少昊氏以鸟名官”，犹如一个完整的政权体系。看看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众多陶鬹，就是鸟的造型啊！曲阜距大汶口仅有30公里左右，大汶口遗址当为少昊部族的“古国”所在。

　　 泰山自古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其神圣地位就源于“大汶口人”的大山崇拜。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生前撰文认为，泰山是个“大文物”，而大汶口遗址则是这个“大文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汶口文化作为我国面向东南海洋“新月形”地带的一支文化，与泰山有着密切的关系。诚哉斯言，泰山之“泰”字，本义为“大”，泰山即比大还大之山，故《诗经》赞之“岩岩”。还有泰山的气象物候，也使早期的人类感到不解，如至今为游人所津津乐道的泰山日出，都成为“大汶口人”信仰崇拜的客观条件，大汶口遗址中“头东”的葬式习俗及陶器上的太阳纹图案就是实证。不仅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出土了自上而下由“日、火、山”组成的陶文符号，近年来在泰山之阳的大汶河南岸于庄遗址中也发现了完全一样的陶文符号，其完整的意思当是在大山（即泰山）顶上燎祭于日（天），这与阶级社会帝王们封禅泰山之“封”义非常接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大汶口人”最先把泰山奉为“神山”“圣山”的，是“大汶口人”创造了泰山的早期文化。

　　 有关泰山的古史传说也可傍证文化泰山滥觞于与太昊、少昊大体同时代的“三皇五帝”时期。太昊与少昊到底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间一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是泰山神东岳大帝源于上古时代人们所崇拜的太昊氏，如《枕中记》讲“太昊氏为青帝，治岱宗山”；《洞渊集》谓“太昊为青帝，治东岱，主万物发生。”这虽不能看作信史，但也不能视为无稽之谈。在讲泰山封禅缘起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史记·封禅书》所引管仲之语，谈上古时期曾有72位帝王封泰山、禅梁父，管仲本人把自己能够记住的名字列举了12家，即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和周文王，这些“帝王”（即部落酋长们）不一定都真正“封禅”（祭祀）过泰山，但有些在泰山地区一带生存或活动过是很有可能的。如《韩非子·十过》载：“昔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帝王世纪》认为：“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登帝位。”颛顼佐少昊，巡猎或祭祀泰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东夷之人”的大舜曾耕于历山也就是今济南市境内的历山，《尚书·舜典》详载：“（舜）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大舜祭祀泰山，存有“岱礼”可循。

　　 综合考古资料、古史传说、文献记载，文化泰山滥觞于大约距今五千多年前所谓“三皇五帝”时代，确切地说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大体同步。

　　作者：刘仕杰 吕继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