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印度营商环境越好，中企风险反而越高？

　　【文/毛克疾】

　　近年来，印度莫迪政府以国家安全、逃税漏税、违规汇款等为由，对在印度投资兴业的中资手机企业，包括小米、vivo、OPPO、华为等进行打压。部分中资企业损失惨重，“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已然成为中文网络世界里的流行语。

　　印度营商环境被重重迷雾所笼罩，很多重要问题仍有待回答：莫迪政府对待中资企业的做法，是只针对中国的特殊打压，还是在印外资企业的普遍遭遇？当前印度营商环境究竟怎么样，是外商避之不及的“杀猪盘”，还是争先恐后入场的淘金地？印度政府和社会究竟如何看待外资，是真心诚意欢迎，还是笑里藏刀利用？既然莫迪政府希望吸引外资助力印度经济崛起，为什么仍频频爆出割外资“韭菜”的新闻？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企业更理性地制定因应印度政府强硬经济政策的对策，也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我们这个重要邻居——帮助人们看到它的优点和长处，同时洞察深深嵌入印度历史和体制里的弱点和短板。

　　1.受伤的不止中企

　　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这些年，尽管印度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排名从2015年的第142位，火箭般蹿升至2020年的第63位，但更多事实却表明，外资企业在印度所处的营商环境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好。

　　根据印度商工部披露的数据，2014年初至2021年11月，共有2783家外资企业宣布关停在印业务，考虑到同期外资企业在印分支机构总数仅12458家，比例不算低。这一时期“逃离”印度的企业不乏德国麦德龙、瑞士霍尔希姆、美国福特、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这样的行业巨头。虽然一些企业自称退出原因是“调整经营策略”“自身方向变化”，但更多企业指出，当地监管规则“翻烧饼”、关税壁垒高企、行政繁文缛节、官员寻租腐败才是驱离它们的深层原因。

　　新德里的一处市场（资料图/新华社）

　　对在印外资企业来说，印度官方带来的“灾难式”风险，远比日常经营风险更可怕。毕竟，日常经营风险大多可以通过商业策略和市场工具规避，但官方机构一旦出手，企业几乎必然损失惨重。企业期待可预测的、确定的、透明的政策体系，以及注重时效的司法体系，但印度长期以来却似乎处处站在了对立面。

　　从立法角度看，印度联邦政府、邦一级政府的职权范围犬牙交错，同时立法时间跨度极大，导致众多法律法令范围不清、政出多门，造成极大灰色空间，给予各级执法者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从司法角度看，印度各级法院体系由于人力资源缺乏以低效闻名，诉讼流程之长让人难以忍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涉及商业和经济的法律法规中，有多达26134个条款涉及“监禁入狱”。立法模糊、诉讼低效、刑罚严苛三者叠加，造成“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局面。在印度经营的企业和企业家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

　　举例来说，阿联酋电信和挪威电信在印度最高法院单方面裁决取消其二代通信网络频谱分配后，几乎损失掉全部在印资本投入——挪威电信2017年宣布退出印度市场时，累计损失已高达30亿美元。

　　再比如，韩国浦项制铁曾在印度奥里萨邦投入120亿美元投建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但由于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多次违约，项目最终夭折，先期投入全部付诸东流。

　　此外，日本多科莫公司与印度塔塔集团合资的电信公司损失13亿美元后，却由于印度央行反对而无法退出合资项目，久拖不决造成巨大损失。

　　2.政府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印度政府态度变化无常，往往导致企业血本无归。

　　2005年，电信公司迪瓦斯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下设商业部门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开展卫星发射和地面宽带网络业务，但几年后印度政府却单方面取消合同，使迪瓦斯的先期投资和预期收入全部作废。迪瓦斯选择起诉并提交国际仲裁，经历漫长的过程后虽然获得有利判决结果，但印度政府不仅没有按照判决赔偿，反而为了逃避赔偿，给迪瓦斯公司罗织各种经济罪名，并对其发起破产清算。

　　这一事件之所以造成轰动效应有三重原因：一是印度政府作风强势，随意决策造成合作企业血本无归；二是印度政府虽然理亏，却敢于拒不执行国际仲裁；三是印度政府为了逃避赔偿，敢于动用刑事工具追击涉事企业。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恐怕没有外资企业不害怕。

　　

　　如果说出尔反尔、报复打击还属于耍赖范畴，那么沃达丰事件就说明印度官方完全有能力对企业发起系统性迫害。

　　2007年，移动通信运营商巨头沃达丰公司以109亿美元价格收购香港电信运营商和记黄埔，后者通过在开曼群岛注册的CGP公司间接持有印度电信运营商HEL公司67%的股份。本质上，两家交易主体均在印度境外，但交易内容却涉及在印资产。在交易完成后，印度税务部门以“CGP的在印资产出售时已增值”为由，向沃达丰征收高达22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遭到沃达丰拒绝。这场纠纷以沃达丰向印度最高法院上诉并获得支持而被免除缴税义务告终，因为最高法院发现，1961年颁布的所得税法并不支持以这种形式对境外主体征税。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眼见“法律漏洞”，2012年印度议会推动通过了金融法案，专门修订1961年颁布的所得税法，赋权印税务部门“溯及既往”，对沃达丰2007年的交易直接征税——这意味着印度议会作为立法机构，事实上配合印度税务机关的要求，推翻了之前印度最高法院的裁决。

　　印税务部门立刻跟进处罚沃达丰，包括本金、滞纳金、罚款在内总额高达56亿美元，而沃达丰则向常设国际仲裁法院（PCA）求助。经过多年纠缠，2020年PCA裁决印度政府败诉，不仅要立刻停止征税，还要赔偿沃达丰经济损失。

　　相似的事件还发生在苏格兰凯恩能源公司身上，同样是印税务部门对凯恩能源“溯及既往”征税，同样被PCA驳回。有趣的是，由于印度政府不肯退还罚金，凯恩能源只能满世界扣押印政府资产以抵充赔偿，其中既有印政府在法国巴黎的外交公寓，也有印度航空等印国企的海外资产。

　　虽然这两起纠纷都以印度政府失败告终，但传达出的信号却非常明确——既然印度立法、行政部门可以串通一气，在征税问题上直接修改规则“溯及既往”，那它们也完全可以在其他问题上这样做，只要它们愿意，任何在印企业都难逃灭顶之灾。

　　3.态度蛮横背后

　　既然印度莫迪政府热切希望吸引外资助力本国经济崛起，为什么还会如此专横对待外资？很大程度上，这与印度独特的历史轨迹和社会政治氛围有关。

　　整体看，印度政府、政党、官员、民众长期普遍疑惧几类企业：

　　一是跨国企业。历史上，英国殖民印度次大陆始于跨国企业渗透，因此对印度来说通过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循环，非但不意味着繁荣，反而意味着苦难和剥削。

　　二是大型企业。印度殖民地历史表明，任何大型企业都可能成为影响政治经济走向的独立力量，只有将企业限制在中小规模，政府才能分而治之，加以控制和塑造。

　　三是新技术企业。历史上，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技术力量碾压印度传统手工业，这意味着新技术带来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创造性破坏”，这可能撕裂印度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造成政治危机。

　　四是轻资产企业。轻资产企业主要在金融、传媒、数字、服务等领域，往往在印硬件投入不多，因此缺乏让印度政府“放心”的抵押物，且容易激起印度民众“贡献不大、赚钱很多、财产转移”的“被剥削感”。

　　如果说还有一类企业，那就是“敌国”企业——当然，敌国的定义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

　　一家企业如果被贴上上述任何一张标签，就意味着面临风险；被贴上好几张，意味着巨大风险；同时被贴上五张，风险必然降临。

　　公允地说，印度并不只是打压中资企业，很多美资、欧资、日资、韩资企业照样在印度市场折戟沉沙、血本无归。在这种背景下，虽然莫迪政府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印度各地政府、社会、民众对外资根深蒂固的疑惧，但只要莫迪政府推动印度实现经济崛起的雄心壮志足够强烈，就必然需要不遗余力改善营商环境，以更好吸引外资。

　　例如，莫迪政府2021年8月在印议会推动通过征税法修正案，顺应呼声正式取消了引发诸多争议的“溯及既往”条款，结束了沸沸扬扬的沃达丰案和凯恩能源案。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近年来迅速拉近与美欧日韩企业界的关系，吸引了一批曾对印度冷眼相看的跨国企业家，如埃隆·马斯克，后者再次将目光投向印度，莫迪甚至以个人政治信誉担保相关企业赴印投资安全。

　　

　　莫迪在推特上谈及与马斯克的会面

　　4.中企投资印度需谨慎

　　然而，莫迪政府虽然为“优化营商环境”作出巨大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也能平等享受这轮红利。

　　2020年4月，莫迪政府推出Press Note 3政策，对“来自与印陆地接壤邻国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如此，中资企业在印营商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可能更恶劣，因为它们不仅要克服印度市场内生的经营性风险，还要时刻提防政策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不仅没有像沃达丰案和凯恩能源案一样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疑惧，反而因为呼应了西方对华“脱钩”“断链”的关切，成为捍卫“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的范例，并收获默许甚至赞扬。与此同时，与莫迪政府关系密切的印度财团和期待莫迪政府出让利益的西方巨头，也乐见中资企业腾出空间，摩拳擦掌打算入场瓜分市场。

　　这表明，针对中资企业的打压，不仅没有妨碍印度吸引其他外资，甚至还可能起到催化、助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