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与泰山（二）：汉武帝封禅

历代帝王为了宣扬其“受命于天”，功德卓著，相继举行封禅或祭祀大典。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 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等都曾封祀泰山，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掌故与文化遗迹。这一历史现象，正是泰山“政治山” 特点的体现。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禅肃然山，此后屡至泰山“修封”，前后共计八次。汉武帝即位后，西汉建国已有六十余年，文治武功均臻极盛。所谓“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于是汉武帝在嗣位之始，便多次与大臣谋议封禅一事。在儒生与方士的合力吁请之下，汉武帝接受了封禅的理念，并召集群儒来议定其礼。然而由于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发挥）”。于是汉武帝便自行制定封禅泰山的礼仪，“颇采儒术以文焉”，并于元封元年（前110）予以实施。

对于大汉的首次东封，武帝极为重视，他首先勒兵十余万，北巡朔方，跃威匈奴，再东巡海上后，方至泰山行礼。当时百官群僚侍从者甚众，皆以能参与大典为荣。其封禅的过程如下：三月启程东巡，到达泰山后，见山之草木叶未生，乃命人立石于泰山之巅，自己则转而去海边巡游。夏四月，武帝返回泰山，因封禅礼制人言人殊，不经难施，于是决定按照祭祀太一神的仪式举行大典：其先一日，至梁父山，拜祭地主祠。然后立封坛在泰山脚下东方，坛宽一丈二尺高九尺；玉牒书（封禅所用的文书）埋封于坛内，其文秘不示人。工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霍嬗登泰山，行登封礼。具体礼仪也秘而不宣。第二天自岱阴下山，禅于泰山东北麓肃然山，其礼仪与祭“后土”的仪式相同，天子皆亲拜。祭者均穿黄衣，用江淮间所产的神草“三脊茅”滤酒祭神，用象征五方的五色土加封。举行封礼前，令宫廷侍从官和儒生头带皮弁，束大带，插版，先举行射牲礼。举行禅礼后，纵放各地所献珍禽异兽。典礼完毕，天子坐明堂接受群臣朝贺，赏赐当地居民肉食，鳏寡老人布帛，免除附近几个县当年的租税，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元封。同时下诏在泰山下的嬴、博两县之间析土立奉高县，用以供奉泰山。东晋邱渊之《齐记》云：“泰山东岳也，瀛（嬴）、博二县共界，汉武封禅割置此县，以供祀泰山，故曰奉高。”

此后，武帝还于元封二年（前109），封泰山，祠明堂。元封五年（前106）春至泰山，四月行封，祠明堂。太初元年（前104），封泰山，禅蒿里山。太初三年(前102)四月，至泰山，行封，禅石闾山。天汉三年(前98)三月，至泰山，行封，祠明堂。太始四年(前93)三月，至泰山，行封，禅石闾山。征和四年(前89)三月，至泰山，行封，禅石闾山。汉武帝前后举行封禅共达八次。在汉武帝数次封禅中，在泰山有以下几项重要举措：其一，刻石纪事。武帝首次登封后，于岱顶立石刻《泰山石刻文》以纪功德。石高一丈二尺，其文云：“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海之内，莫不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人庶蕃息，天禄永得。”歌颂了汉武帝的至德被于四海、功高于天的丰功伟绩，表示了渴望人民安居乐业、承天应命的良好祝愿。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其文语言朴实无华，不借符命祥瑞以夸饰，称赞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

其二，建立明堂。元封元年，武帝在泰山东北周明堂接受朝贺时，感其地僻而不敞，就想在奉高城旁另建，因不知其建筑形式而未能兴工。元封二年（前109）春，武帝巡东莱（今掖县），过祠泰山，济南人公玊带献传为黄帝时的明堂图，“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于是武帝令奉高地方官员依照此图，建明堂于汶水之上。其后，汉武帝每次封禅泰山，都在明堂之中祭奠先祖，叩拜上苍。其三，铸造宝鼎。天汉二年（前99），武帝铸一鼎置于泰山。鼎高四尺，以铜银铸就，其形如瓮，三足，上刻大篆铭文：“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其四，修建行宫。为了便于封禅驻跸，武帝在泰山下建有华丽的行宫——“泰山宫”。蔡邕《独断》记称：“（天子）巡狩天下，所奏事处皆为宫，在长安则曰长安宫，在泰山则曰泰山宫。”泰山东南麓东城附近汉代遗址，据考系“泰山宫”故址。1961年在西安西郊阿房宫遗址所出土汉“泰山宫”铜鼎，即为行宫之遗物。其五，建台求仙。汉武帝笃信神异之术，多次远赴各名山，以迓仙踪，时著名方士李少君、泰山老父、稷丘君、崔文子、浮丘公等皆频繁活动于泰山一带，导帝行求仙之举，因此武帝在泰山广建祈仙之所，在岱北仙台岭及岱东青山顶分筑望仙台，用以“望祀蓬莱”。又于泰山极顶立上帝畤，于岱东南新甫山建迎仙殿、甘露堂，用邀仙人降临。

正如史家所论析：“如果说秦始皇泰山封禅是在有意识的创造大一统的新历史，那么汉武帝泰山封禅则是掀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思想文化与学术史的新篇章。”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汉武帝的泰山大典，突现了鲜明的儒学色彩：不仅封禅活动自始至终都有儒生参预，而且在具体礼仪中，也吸纳了儒生鼓吹的巡狩、明堂、祀祭等制度——“定‘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目的是巡狩的时间，‘天子从禅还，坐明堂’，建明堂是儒学梦寐以求的制度，‘五色土益杂封’，也是社祭的重要内容。‘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祀太一之礼’，则是祠祀的礼仪体制；泰山立石，上有‘事天以礼，立身以义’，向天下大力宣传儒家思想观念，以神圣崇高的封禅大典确立儒家‘定于一尊’的正统化地位”。

不过，在体现崇儒观念的同时，武帝封禅中注入更多的则是求仙的内涵：其举行封禅的内心动因，是源于燕齐方士黄帝登山而升天之谈，在泰山的众多建置，亦无不寄寓了祈求长生不死的意愿，而与儒学思想与儒家礼仪关系较远。因此研究者认定：“终武帝之世，总是方士的封禅说，压倒了儒生的封禅说。”“在汉武帝的封禅祭祀中，方士的影响更为强烈，而且汉武帝求长寿或不死的世俗欲望也变得更为热切。在我看来，汉武帝与秦始皇封禅的不同之处在于，祭祀时前者不仅渴望世间的长寿，而且也极为矛盾地渴望升天成仙。”正是这多重历史因素，使汉武帝的泰山大典呈现出一种儒道杂糅的奇特色彩。

【内容来源：周郢《泰山文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