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泰山石敢当碑现身泰安

2016年泰山石敢当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元代泰山石敢当碑石，其石原立于今肥城北部，高70cm，宽41.5cm，厚11cm。碑阳正中为楷书“泰山石敢当”五字，右上角文已漫漶，左下角之文为“□（大）元延祐五年岁次戊午吉日”（以下据此简称“延祐碑铭”）。泰山研究学者周郢经过深入细致研究后得出，以为此碑是现存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碑，这一发现不仅可证实“泰山石敢当”风俗出现时间在宋元之际，同时也可据以推知其发祥地应在泰山附近。

“延祐碑铭”为现存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碑

周郢介绍，历代所传“石敢当”碑石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石敢当”三字形式，另一种为“泰山石敢当”五字形式。

其中，现存最早的三字碑，是南宋人林进晖所立修路记石，碑石上端横刻“石敢当”三字，其镌刻时代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今存福建福州於山碑庙廊（以下据此简称“绍兴碑铭”）。

而最早的五字碑，研究者原多认定金皇统六年碑石。此碑之前立于河北涞水，早已失传，不过石碑拓片存于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其拓片共四幅，分别拟题为“金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与“金泰山石敢当蒙古文”，其拓下为如意院尼姑道一生平记事，上半勒双钩大字“泰山石敢当”及小字“元亨利贞”、“安镇吉利”等。其上叠刻有多行少数民族文字。由于此碑拓有年款“维皇统六年岁次丙寅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五日乙时建”，研究者部分认为金皇统六年（1146年）便是立石年代，因而把它当做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碑。

不过，据清人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称“北地之幢，改刻泰山石敢当五字”者为数甚多，这方“金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上的“泰山石敢当”五字，不排除出于后人加刻。即“皇统六年”仅是“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的镌刻时代，而很难确认一定是“泰山石敢当”五字的刻写时代。周郢认为，根据以上研究推论，“涞水五字”尚不能视为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石刻。

与涞水碑拓相较，新发现的泰安碑石之上，不仅居中大书“泰山石敢当”，同时也有明确的纪年：“□（大）元延祐五年岁次戊午吉日”。周郢表示，由于碑石上并未镌有其他内容，因此完全可以认定，此一年款正是“泰山石敢当”五字的镌刻时间。延祐为元仁宗年号，其五年当公元1318年。且从所刻字的模糊破损情况看，纪年十二字与大书五字完全相同，绝无作伪的痕迹。

由此，周郢认为，目前所知五字碑铭还没有比这更早的，这块“延祐碑铭”实为现存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碑铭。

　“延祐碑铭”佐证“泰山石敢当”风俗发祥泰山

“石敢当”信仰的源头，可追溯到汉代，西汉史游《急就篇》中即有“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之语；唐大历间福建莆田镇石也题有“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之辞。但在这些早期文献中，所出现的均是“石敢当”，而不是如后世所见的“泰山石敢当”。这说明最早传播的这一灵石崇拜风俗，尚与泰山无涉。之后在历史变迁中，“石敢当”渐渐演变为“泰山石敢当”。但“石敢当”与“泰山”发生关联的具体时间、策源地点，不仅史籍阙如，研究者也始终未获确解。

周郢认为，如今知道现存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碑发现于泰山周边，印证了一段湮没史实：“泰山石敢当”最早的发祥地，应在泰山附近。

根据宋人记录（王象之《舆地碑目》）和碑刻实物（“绍兴碑铭”），最初的“石敢当”镇石风俗应源出于福建，然后由闽中向北方传播。在这一进程中，开始与泰山信仰发生联系。

泰山从秦汉开始地位渐次上升，随着宋元加封帝号而达顶峰，成为域中第一圣山。“山”与“石”本相联难分，当“石敢当”信仰同声威显赫的“泰山”发生碰撞时，“两好成一好”，两种源起不同的信仰奇特地嫁接在一起，成为新兴的“泰山石敢当”风俗。

从情理上推论，这一结合，最初必定发生在泰山信仰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泰山所在的泰安区域。现在“延祐碑铭”在泰安出现，为此推论提供了坚实佐证。

至于两者结合时间，周郢认为还应更早于碑上所记延祐之年。“如果我们将泰山石敢当的肇兴时代，推定在宋元（金元）之际，或与史实相去不远。”周郢表示。

由于宋元之际泰山信仰的传播深远，因此整合后的“泰山石敢当”风俗也随之在全国流传开来，其影响力远超越原来单一的“石敢当”，五字碑铭也取代三字之石，成为镇石镌文的主流。明人姜准《岐海琐谈》、杨慎《升庵经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李贽《焚书》、午荣《鲁班经》、王君荣《阳宅十书》等在记录镇石铭文时，均采用“泰山石敢当”的说法。甚至这一铭文还出现在当时戏曲舞台之上明万历抄本《钵中莲》传奇中，“场上设石碑一块，上画虎头，下出泰山石敢当五字”。这些都足见“泰山石敢当”的民俗深入人心。

周郢表示，“延祐碑铭”的发现，为我们展示了“泰山石敢当”信仰传播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堪称是石敢当文化的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