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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里的故事 让孩子在平静中离开

    (原标题:告别一朵雏菊: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里的故事 | 深度报道)

        

    △ 雏菊之家的医生周翾

    “他会变成什么样?

    在他最后的时刻,

    他究竟会有多痛苦?

    我该怎么办?”

    苏梅对医生说这些话,是在雏菊之家。这里是北京第一间由专业医生团队建立的儿童临终关怀病房。2017年11月8日,雏菊之家经历第一次告别,即将离开的是苏梅8岁的儿子陈子超

    “他现在很平静,你静静地和他说说话,把想说的都告诉他,他听得到的。他现在的呼吸频率已经不是很好,到最后会是这样……”儿童血液肿瘤医生周翾一边给昏迷中的陈子超导尿,一边轻柔而缓慢地与苏梅交谈,“今天晚上他的呼吸可能会越来越不好,因为,他在慢慢离开。”

    “记得最好不要动他,每一个小动作都可能会让他觉得很疲惫、很沉重。就安静地陪着他,好吗?让他知道妈妈很爱他。”周翾继续说着。苏梅点头答应着,泪一滴滴打在被子上。

    在雏菊之家的病房里,8岁的陈子超像是进入了深度睡眠。

    半个多月前,因神经母细胞瘤复发,陈子超的身体急转直下。复发前一天还在学校参加拔河比赛的他,很快无法站立,也逐渐不能进食。

    两天前,陈子超的眼睛突然开始变得模糊,看不清东西。“他会不会很害怕?”苏梅紧紧地攥着手,然后又把脸埋在手掌间,喃喃自语:“他会不会很痛苦?”

    渐渐陷入昏迷的陈子超,有时会说梦话。让苏梅感到意外的是,他用很大的力气背了一句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她不明白,为何一个8岁的孩子会在昏迷时背出这么悲怆的句子。

    让苏梅更加不知所措的是,因为无法自主排尿,陈子超的腹部正在鼓胀得如一个坚硬的小山包。

    周翾的到来,让她安定了一些。

    搓了搓在外面冻得冰凉的双手,周翾开始为陈子超做应急按压排尿。“他现在的膀胱壁已经被撑得很薄,不能太用力,但也需要用点力气找对位置才能起作用。”周翾掌握着指尖的力量,汗水渐渐淌进她的眉毛。

    在中国,平均每1个小时,就有4名儿童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最常见的为白血病、淋巴瘤和实体肿瘤。儿童白血病中通常会有20%的病童无法被治愈。而作为儿童实体肿瘤发病率第一位的神经母细胞瘤——尤其是高危晚期的患儿,无法被治愈的概率会更高。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儿童医院”)做了20年多年血液肿瘤医生的周翾,几乎每天都在面对患有这类疾病的孩子。一直以来,这些无法被治愈的病童,都会被劝离医院。“但到生命临终的时候,这些孩子的病痛和心理问题,以及家长的心理问题,会更加严重。”周翾说。

    2015年2月,林文娟的儿子小石头同样被查出神经母细胞瘤晚期。当进一步检查得知瘤细胞已经浸润到骨髓中的时候,林文娟知道两岁多的儿子的被治愈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

    在给小石头进行“化疗—手术—化疗—移植”这一连串积极治疗的同时,林文娟还做着一件对自己十分“残忍”的事。

    那一年间,她追踪了解了四五个因为同种疾病而进入生命末期的孩子。到现在她还记得那些折磨人的声音——一个小男孩,因为肿瘤末期难忍的疼痛,不断地用头撞墙;还有一个女孩因疼痛躺在床上不断地呻吟、哭喊。

    “我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怕我孩子大出血,我怕我孩子疼得受不了,我害怕这些可能会有的症状发生的时候,我招架不了。”林文娟说。在跟着那几个孩子去经历的时候,林文娟觉得,自己的心在一点一点地,变得坚硬。

    但她还是怕,“因为在孩子最后的阶段,如果不再选择化疗等治疗手段的话,将不会再有医院肯接收孩子,而你又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续那些可怕的情况。”

    2016年7月10日,小石头的病复发后,林文娟向周翾打听北京有没有这样的病房:可以让孩子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在家人的陪伴下,带着爱少些痛苦的离开。得到的答案是:暂时没有。但是她可以得到周翾及其跟访团队的远程帮助。

    离开医院前,林文娟在周翾的“舒缓治疗”门诊建立了一个“特殊档案”——可以用于开一些专门的止痛、镇静类的药物。

    “实体肿瘤终末期,90%的病人都会有疼痛,其中87.1%的病人会存在中到重度的疼痛,如果你不能控制孩子的疼痛的话,就先别说什么关怀了。”周翾说,“很多家长跟我说,我可以接受孩子治不好,但没办法接受他那种痛苦。”

    林文娟现在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在小石头生命最后三个月间,她向周翾发出的几十条求助信息:

    2016年8月14日:周主任您好,孩子的两只眉毛之间鼓起来一个大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2016年10月1日:小孩有两天不吃饭了,口腔肌肉被肿瘤挤压变形,口腔一直有血渗出,这种情况需要做什么?

    2016年10月3日:主任您好,今天早晨他的心跳146,心脏跳动幅度特别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舒服些吗?不胜感激!

    2016年10月4日:周主任您好,小石头在今天凌晨三点三十分很安静地走了,没有出血,感谢您这段时间真诚又专业指导与陪伴……

    “最后那三个月,周主任除了远程给我专业的指导,告诉我该怎么办,她始终还在安慰我,那些简单的‘没关系’、‘很正常’,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帮助,让我能够平静下来。雏菊之家这个病房曾经是我的梦想,真高兴它今天实现了。”2017年10月31日,林文娟在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的启动仪式上说。

    午后的雏菊之家,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声。这气息并不均匀,每当呼吸间隔过长,床边的人便会不约而同地停止谈话,停止手上的动作,甚至停止哭泣。

    “超超,超超——”苏梅伸出手试探地拍着陈子超的胸口。当陈子超再次开始呼吸时,苏梅前倾的身体松了下来。

    一旁的志愿者在表格上记录着陈子超今日的身体症状、疼痛评估、用药剂量以及用药反应。输液架上的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一直没有下降的迹象,八九个小时中,陈子超的身体只接受了不到100毫升的补液。

    窗外的大风卷着干燥的落叶拍打着玻璃。苏梅想起,去年的今天,是陈子超进行骨髓移植的日子。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陈子超接受了高强度的化疗,进行过肿瘤切除手术,也完成了骨髓移植。但所有这些现有的医学方法最终都没能打败他体内那个“可怕的肿瘤”。

    儿童血液肿瘤类疾病经常被病童家长形容为“凶险”:发病突然,症状急重,治疗过程痛苦,病情一旦复发或是恶化,很难控制。因此,从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开始,家长们就知道,在孩子的生死面前,自己将不进则退。

    “每一天我和孩子都像是生死患难的战友,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无休止地扎针,骨髓穿刺、输化疗药、输抗生素……”林文娟在日记中写道,“2015年2月2日,小石头确诊后,医生告诉我,不治疗的话只能活一两个月。我选择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我们踏上了化疗—手术—化疗—移植的长征路,但恐惧的是,没有人能告诉你,接下来会是什么结果。”

    对于林文娟而言,每当进入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的病房,就像是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每天都像在打仗”。

    从一个病房40多张床到增加至100多张,从一个护士照顾两三个患儿到需要照顾二三十个患儿,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病房在尽可能多的收治新患儿的同时,自身的运转压力也在接近极限。但这似乎也无法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缺的现状。有的家长甚至把终于在这里得到了一张病床,形容为“像中了彩票一样,高兴极了”。

    “其实当你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的时候,你会很难抽出精力来关注孩子和家长他们现在精神状态还好吗?是不是很疼很痛苦?你很忙的时候,很多关怀就忽视掉了。”周翾说,“但是,因为经历了太多临床的问题,我们又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孩子和家长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

    社工苏衫还记得一次和周翾在病房了解病童情况时的情景:一个13岁的男孩因饱受病痛的折磨,直问坐在他身边的爷爷:“我什么时候会死?”

    让周翾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在家人面前不动声色的男家长,会突然坐在她的诊室里哭泣。他边哭边讲他所承受的压力,有时还会反复地问周翾:我给孩子做的这些决定是对的吗?

    2013年11月,周翾和同科的护士王春立赴美进修后,两人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先从自己管辖的病人开始,进行“儿童舒缓治疗”方面的尝试。

    “只要这个病人被诊断为可能不被治愈的疾病时,他的舒缓治疗就应该开始了。”周翾说。

    对于可以被治愈的病童,周翾希望通过“舒缓治疗”可以让他获得更好的生活状态。而对于那些最终无法被治愈的病童,她希望可以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少些痛苦,更有尊严地离开。

    疼痛管理和心理帮助是儿童舒缓治疗中关键的两个部分。周翾一面摸索着“如何为儿童科学的使用镇痛药”——而此前这项研究在国内几乎为空白。另一面,2014年她与基金会合作,在北京儿童医院不远处建立了一个儿童舒缓治疗活动中心,为在医院看病期间,那些身体条件允许,需要学习和社交的孩子,提供一个在医院以外的可以“放心玩耍”的地方。与此同时,还为病童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

    而作为北京第一家由专业医生团队建立的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也并未设立在北京儿童医院这类三甲级医院中,它是在北京的一家名为“松堂医院”的临终关怀医院内开辟出的一间专为儿童提供临终关怀的地方。

    “像儿童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在医疗条件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拿出这样一间病房给我们临终的孩子进行医疗帮助的,我们需要借助社会资源去为孩子做这件事。”10月31日,周翾在雏菊之家的启动仪式上说。

    “他现在的呼吸频率已经不是很好,今天晚上可能会越来越不好,应该会是在今天左右了,你们做好准备,今晚不要离开他的身边,好吗?”周翾缓慢、清晰地告知苏梅“他们现在所抵达的阶段”。

    在周翾看来,如果想帮助一个人更有尊严地度过最后的时光,医生需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去识别病人的所处的阶段,为之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做出准备。

    “请加周主任舒缓门诊号”。现在,在北京儿童医院肿瘤科,医生一旦判断自己面前的病人已经进入到不可治愈的阶段时,他们通常写一张这样的字条,递给病童家长。

    除了为儿童血液肿瘤病童进行常规的诊治,周翾还在北京儿童医院开设了一个“舒缓治疗”门诊。

    然而,坐在周翾面前的家长常常是一脸茫然。“医生告诉我,孩子这里又长出来一个瘤子,让我来找您……”一名家长说。周翾向家长讲解孩子目前的病程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几乎已经不可以再治愈了,要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作出选择和准备。

    “只要还有药可以上,那我就继续治疗”。即便治疗的意义已经很小,且存在风险、伴随痛苦,一些孩子和家长还是会选择坚持治疗下去。曾有一个孩子一直到生命末期都有着强烈的治疗意愿,她说:我没有别的愿望,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治疗。

    有的家长会不再选择为孩子继续进行高强度的治疗和无谓的抢救,希望可以通过“舒缓治疗”,让孩子能够少些痛苦,更为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不论最终选择哪条路,只要他决定下来,我都会支持他,并且相信他的这个选择也是完全正确的。”周翾说。

    对于病童家长而言,每一个决定的背后都是巨大的纠结。

    “虽说不轻易放弃你,但我已经极其不愿意让你继续遭受那无辜的罪了。”林文娟在一篇回忆小石头的文章里写道。

    2015年10月,小石头在经历了10个月持续不断的高强度治疗之后,仍旧在骨髓中查出残留的瘤细胞。

    “这种情况,一旦停止治疗,就会有危险。”林文娟清楚的记得当时主治医生对她说的话。但由于前一轮治疗的副作用,小石头的血小板始终升不到正常值,这也意味着他无法接受下一轮治疗。

    正在林文娟纠结于要不要给孩子继续治疗时,一件发生在她身边的事,让她动了“放弃治疗”的念头——一个妈妈在孩子身体条件不达标时,仍坚持进行“体内放疗”,结果孩子上完药后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林文娟放弃了为小石头进行体内放疗。她带着小石头坐着火车开始了另外一段旅程:在海边的沙滩上,在金黄色的麦堆里,在不同城市的景色里,尽情卖力地玩耍。

    “我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过,用自己的蛮力陪着你。”林文娟在日记中写道。

    2016年7月12日,小石头的神经母细胞瘤复发。

    李文娟再次来到周翾的“舒缓门诊”,并在那里做出了非常艰难的决定——“让小石头舒舒坦坦地接受‘舒缓治疗’”。

    “从7月12日到10月4日,86天,说漫长也漫长,漫长的是你一分一秒地承受着各种不舒服;但也及其短暂,短暂的是我们很快就要分开了。”林文娟写道。

    “超超,你记住要朝着有亮光的地方走,一定要记得。”苏梅叮嘱着在她身边“熟睡”的儿子。

    周翾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弯下身摸着陈子超的头顶,悄悄地跟他说:“超超,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很累,所以,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好。你现在就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别的什么都不用想,妈妈爸爸都陪在你身边。”

    在陈子超身边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后,周翾起身,绕到床的另一侧,打开手臂,给了苏梅一个深深的拥抱。她在苏梅耳边说:你已经为超超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他现在很平静,静静地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着这份爱就好……

    2017年11月8日晚,陈子超在平静中离世。

    陈子超离开后,苏梅的世界像是被掏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所有的丧失都会带来改变。”雏菊之家的哀伤辅导师李洁说,“哀伤是(源自)一种巨大的改变——你永远不可能和原来一样了。”

    不论是苏梅还是林文娟,她们的生活都因剧烈的改变而失重。

    林文娟前阵子和他的丈夫说:我们现在不要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去山头上,开片地,盖个房子,种点菜……

    “做完梦了吗?”她的丈夫在一旁“嘲笑”她。

    小石头的离开让林文娟成为了一个“破碎过的人”。“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在被打碎的同时,也被打开了,”林文娟说。

    “我喜欢看那种关于大自然、地球、宇宙方面的东西,我有时就想,小石头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小尘埃,或者空气中的某个分子,或者一只小鸟……”林文娟说着,一列行进在地面上的地铁从她的身边轰隆而过,“有时,我走在路边看到这样一棵树,也会觉得它看上去好美。”她向黑夜中的地铁站走着,路灯黄色的光线穿过冬天干枯的大树,洒在她身上。

    在林文娟看来,现在的自己就像是一个重新建造起来的生命,一点点地更新、成长,偶尔怀有信心,也时常感到挫败和怀疑。

    周翾也有感到“挫败”的时候。在她的好朋友于瑛看来,如果周翾有哪一阵子状态不太好,这很可能跟她的病人状态不好有关系。

    “别看她手上经历的病患者无数,有一次,当她很平静地给一个新疆的小患儿家庭亲自做完临终辅导,送那个家庭回去后,她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哭成了泪人。”志愿者杨菲菲说。

    在为医护人员进行儿童临终关怀培训时,周翾专门安排了一节课程叫做“医护人员的自我照料”。在她看来,医生和护士要学会处理和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更专业更长久的从事这件事情,“因为你随时都要面对生死的问题。”

    周翾有一种强迫症,在每发出一条给家长回复的消息前,她都会再斟酌一遍字句,有时会删掉或者加上一个“吧”,用来准确地传达自己更坚决或是更缓和的语气。

    “有些会磨合得很好,家长会很信任我,我也觉得我可以给他更多的帮助。但是有一些家长会不太信任你,尤其在他非常焦虑和恐惧的时候,一两句话他觉得不合心意,就也就不说了。”在周翾看来,从事儿童临终关怀这件事情,或者做医生本身,都需要更加成熟的心态。“当家长处在那种强烈的情绪中时,我会尽量让自己先平静下来,等一等再开始。”

    在周翾的努力推动下,2017年5月,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下成立了儿童舒缓治疗亚专业组。“这意味着儿童舒缓治疗已经摆到可以和儿童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类疾病相提并论的学术位置了。”周翾说。目前,已有来自全国不同城市的46家医院的医生加入到儿童舒缓治疗亚专业组中。

    曾有一位参加儿童舒缓治疗培训的医生和周翾说:虽然中国的儿童舒缓治疗才刚刚开始做,但如果我明天一早去病房查房时,多给孩子们一些微笑,或许就已经算开始这件事了。

    在周翾刚刚开始进行儿童舒缓治疗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定期会举办一次家长的心理咨询小组。咨询一开始,通常都是先让家长们说说自己遇到的问题,每当这个时候,几乎每一家长都在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无助。与周翾同科室的医生周宇晨在咨询小组结束后对她说:要想不忘记我们最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经常来听听这个。

    在雏菊之家成立后,林文娟有一个心愿——成为这里的志愿者。

    现在,林文娟的身上还背负着30多万元的债,这些都是在小石头生病时,朋友们借给她的钱。她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是负担。每当攒够一笔钱还给朋友时,她会觉得心里“很暖”:“你还的不是钱,是一份情谊,那是人家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对你的信任、支持,还有帮助。”

    “我先是被爱,才有力量帮助别人,”林文娟说。

    (实习记者邵欣敏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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