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新开展：儒家生态哲学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是生态问题并非是自然环境自身的问题，而是“人化自然”的直接产物，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整体观念的转变，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负心态，唤醒自身面对当下生存处境的忧患意识，并从传统的观念资源中寻求启示和支持。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儒家哲学中的某些观念可以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比如钱穆在晚年认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观念表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另外，像杜维明等新儒家也认同儒学本质上是生态的，它始终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传统。

儒家哲学在对治人类中心主义与启蒙心态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工业革命至20世纪晚期，启蒙心态一直是现代西方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这种心态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对自然的祛魅与过度开发——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的牟利工具。人类中心主义是启蒙心态的果实之一，其最直接表现就是将人类的利益置于自然的整体利益之上，可以无限度地占有、支配、利用自然。但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不仅不是世界的主人，甚至是宇宙间极为脆弱的存在物。这就需要立足人类发展的现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进行反思。而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的，始终关切着天人关系，即宇宙、自然与人的内在关系及人在万物中的地位问题，对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与启蒙心态有着积极的作用。首先，“天人合一”的观念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性存在方式。如《易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就是表明人和天地万物在阴阳运行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本性。又《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指出人性源自天道，二者具有本体统一性。天也就是自然，天人合一，既是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又是自然与人内在价值的统一。其次，儒家哲学充分表现出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尊重。尽管《论语》中有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样对人的价值优先性的强调，但儒家亦同样尊重万物的生命，将“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同等对待，使人与万物的生长发育在自然大化中得到统一。如《礼记》上说：“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董仲舒讲的“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鳝鲸不见，群龙下。……咎及鳞虫，则鱼不为，群龙深藏，鲸出见”，都可以看出儒家对动植物的生命和内在价值的尊重。据此，我们认为儒家人文主义根本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基础的包容性人文主义。简言之，儒家虽然承认人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优先性，但是却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在同一场域中的存在物，并承认后者所固有的内在价值，这样，人对自然的权力欲望就转化为一种平等和友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