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化 > 文化时评 > 正文
  • 《青年斯大林》:“苏联也不仅仅建筑在马克思主义之上”

    书名:《青年斯大林》

    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译者:徐展雄

    出版方:浦睿文化出品/民主建设出版社

    出版年:2017年2月

    蒙蒂菲奥里说,“我希望读者了解,斯大林的童年并不仅仅是悲惨的,而苏联也不仅仅建筑在马克思主义之上。”在1917年,斯大林认识列宁已12年之久,和其他很多关键性人物更是相识了长达20多年,他们日后打造的苏联体制,早在革命前的小团体中便有了雏形,甚至在今天的俄罗斯政府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个体制的投影。近日,八十多个城市针对梅德韦杰夫的示威游行发展成了“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的政治动员,也可以视作无所畏惧的年轻世代对苏联政治遗产隔世经年地再清算。

    这本书不仅是斯大林的个人传记,也是一群人的编年史和苏联的史前史。以下段落摘自《青年斯大林》,篇章名为“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青年斯大林旧照:歪带帽子与列宁合影

    在格鲁吉亚人自己看来,这片土地虽然长期遭到压迫,却盛产骑士和诗人。斯大林以“索塞罗”这一笔名发表在《伊比利亚报》上的诗歌被广泛地传阅,且成为了经典之作。它们被收录到了格鲁吉亚各种“最佳诗歌集”中。早在人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前,“索塞罗”便已在格鲁吉亚声名鹊起。《母语》是一本于1912—1960 年多次再版的儿童诗歌合集。其1916 年的版本收录了斯大林最早期的诗歌《清晨》。在其接下来的版本中,这首诗得到了保留,有时被署名为“斯大林”,有时则不是,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被拿下。

    随着年岁增长,斯大林的男高音也几近专业歌手水平。在其一生中,从政并非唯一选择。事实上,斯大林完全可以选择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曾将斯大林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说:“我们会为斯大林从诗人转而成为革命家感到可惜,其理由并非纯粹是政治性的。”斯大林用浪漫主义笔触所描写的风景或许并没有太多创意,但其诗歌真正的优美纯粹之处却在于它们的韵律感和语言本身的魅力。

    《清晨》的韵律完美无缺,但真正让这首诗出类拔萃的是斯大林对波斯、拜占庭和格鲁吉亚意象的混搭式运用。他在这方面颇为敏感,且很早便显露出了天赋。雷菲尔德说:“也难怪格鲁吉亚文学界和政治界的巨擘伊利亚·恰夫恰瓦泽会刊发这一首及其余四首诗了。”

    索塞罗的第二首诗名为“致月亮”。这首癫狂的诗更将斯大林的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描写了一个神圣的冰川世界,而其中暴力而又忧郁的主人公被悲剧性地放逐,于是,他被圣洁的月光吸引了。

    在第三首诗中,斯大林“对比了人类的暴力和鸟儿、音乐及歌手的自然与温柔”。

    第四首诗透露了斯大林的心声。它描写了一个不被祖国尊敬的先知,一个被人民放逐的诗人。年仅17 岁的斯大林已经构想了一个“偏执狂般”的世界,在其中,“伟大的先知只会被阴谋暗杀”。雷菲尔德说:“如果说斯大林的诗中有‘暗藏信条’,那便是这首无疑了。”

    斯大林发表的第五首诗和《清晨》一样是最受推崇的。他把这首诗献给了格鲁吉亚人钟爱的诗人* 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王子。正是这首诗吸引了斯大林银行攻袭行动中的银行“内应”,让此人主动向他提供了内幕线索。这首优秀的诗被收录进1899 年庆祝叶里斯塔维王子大寿的合集之中。诗中所描写的圣人是个一手执竖琴一手执镰刀的英雄。

    他的最后一首诗发表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周刊《耕耘》(Kvali)上。斯大林令人动容地描绘了一个老去的英雄,他“做梦梦到向子孙讲述他的过往”。斯大林或许是在想象老年时的自己。在他的理想中,他会坐在黑海边的阳台上,和自己的子孙分享他过往的传奇经历。

    斯大林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文学、权力的痴迷和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同时,我们还能从中读出他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诗人的崇敬和嫉妒。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其著名的讽刺斯大林的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农民屠戮者”对文学的影响是“负面”的,其“魔爪像蠕虫一样短悍滑腻”。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斯大林残酷的那一面,只以为他是个庸俗而没有教养的人;可事实上,斯大林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且具有渊博的知识。斯大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诗歌的关心。曼德尔施塔姆至少说对了一点:“在俄国,诗的价值至高无上,人们甚至会为它而死。”

    斯大林这位前浪漫主义诗人厌恶并摧毁了现代主义诗派,不过,他却大力支持他心目中的浪漫主义,即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能背诵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诗,他阅读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甚至会朗诵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每当聊起他儿时的格鲁吉亚诗人时,他总是滔滔不绝。他甚至还帮忙把鲁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翻译成俄文。在亲自翻译了几个小节后,他谦虚地问同僚:“我的翻译还过得去吗?”

    斯大林尊敬艺术家。他清洗的那些文人大多阿谀奉承,而非真正的天才诗人。当曼德尔施塔姆被捕时,他下达的命令是“把他关起来,但不要伤害他”。他保住了大多数艺术天才的性命,比如说肖斯塔科维奇、布尔加科夫和爱森斯坦。他有时会给他们打电话,鼓励他们,有时也诋毁他们,让他们身陷囹圄。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突然打电话问帕斯捷尔纳克:“他是个天才,是吗?”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以悲剧收场,不仅是因为他自杀式地写了一首嘲笑斯大林的诗——这可是这位领袖年轻时最钟爱的艺术形式——也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向斯大林申明他的同事的的确确是个天才。曼德尔施塔姆没有被判死刑,却也没有被保护起来,斯大林让他在古拉格自生自灭。可是,斯大林的确保护了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去打扰这位与世无争的诗人。”

    这位17 岁时的神学院诗人从来没公开承认自己写过诗,但是,他曾对一位朋友说道:“我对写诗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很多耐心——那时的我就像瞬息万变的水银。”而现在,革命和密谋的水银已经朝第比利斯的年轻人倾泻而来,很快,它就涌入了神学院。

    站在“石墙麻袋”的白色阶梯上,索索能看到埃里温广场附近忙碌而又危险的波斯集市和亚美尼亚集市。这是一片“由狭窄巷道构成的交错纵横的网络”,“开着铁匠和武器铺子;面包店里巨大的黏土烤箱里正烤着大块的面包……鞋匠展示着花哨的便鞋……酒铺里,商人们把酒装在羊皮袋或牛皮袋里”。果洛文斯基大道会令人产生身处巴黎的错觉,可其他街道则更像是“利马或孟买”。

    巴伊德克记叙道:  

    这里的街道又陡又窄,两辆马车无法并行通过;大多数房屋都有阳台,它们鳞次栉比地依山而建,远看仿佛是一个个阶梯。白天热闹非凡,街上满是各色牵着动物的人们……格鲁吉亚蔬果小贩头顶木质托盘,波斯人穿着长袖衫、戴着黑色皮毛帽,他们的头发和指甲常常被染成红色;鞑靼的毛拉戴着绿色和白色的头巾;山区人则穿着漂亮的乔卡、戴着皮毛帽子……伊斯兰女性戴着面纱……马匹驮着革制水袋和穿着盔甲的骑士。

    这座城市以温泉(及浴场)出名。它依圣山而建,位于库拉河畔,圆形塔尖的格鲁吉亚教堂和梅特希监狱——被伊利马什维利戏称为“第比利斯的巴士底监狱”——阴郁的塔楼耸立在城市上空。如今,沿圣山的鹅卵石小巷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白色大理石的教堂(凯可正和诗人们、王子们一起在此安息)散发着夺目而又圣洁的光芒。

    第比利斯有16 万人口——其中30% 是俄国人,30% 是亚美尼亚人,26% 是格鲁吉亚人,另外还有少许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该市有6 份亚美尼亚语报纸,5 份俄语报纸和4 份格鲁吉亚语报纸。它的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小作坊里;亚美尼亚生意人、格鲁吉亚王子和俄国贵族与将军——以沙皇的总督为首——是富裕的上层阶级。城市里的搬水工来自于西部的拉夏(Racha),石匠是希腊人,裁缝是犹太人,浴场老板则是波斯人。它好似“不同种族和不同牲畜的大熔炉,羊皮帽和光头、毡帽和尖顶帽在此共存……马、骡子、骆驼和狗共生不悖……火热的空气中洋溢着叫喊声、敲打声、大笑声、咒骂声、推搡声和歌唱声……”

    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早已在这座散布着剧院、酒馆、旅舍、集市和妓院的帝国大都市生根发芽,并渐渐渗入到了与世隔绝的神学院内。

    索索和一个叫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的男孩“因身体状况差”搬出了集体宿舍,搬进了小房间。杰夫达里阿尼比索索年长,他早已是神学院一个地下小圈子的成员,他们会偷偷阅读被禁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我建议他加入,”杰夫达里阿尼说,“他很高兴,并同意了。”紧随其后,斯大林也邀请他在哥里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和达维塔什维利加入了这个圈子。

    刚开始时,他们读的并非是具有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仅仅是被神学院禁止,其实却无关紧要的书。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廉价图书馆”的读书会,继而从一家书店借书看。而书店的老板曾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您还记得这家小书店吗?”在此之后,书店老板伊梅达什维利曾写信给伟大的斯大林,“您还记得我们在那里思考和低语着讨论过多少问题吗?虽然当时的我们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正是在那里看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其中,《九三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中的革命牧师西穆尔登* 成为了斯大林的偶像之一。可是,神学院却禁止学生阅读雨果的著作。

    晚间时分,“污点”总会在走廊里巡视,检查灯是否都熄灭了,学生们是否在偷偷读书或自渎。然而,一旦他离开,男孩们便会点燃蜡烛,挑灯夜读。索索读起书来更是没日没夜。他经常“看入了迷,连觉都顾不上睡,他看上去总是昏昏沉沉的,像是快要生病一样”。于是,“当他开始咳嗽时”,伊利马什维利“赶紧夺过了他手里的书,把蜡烛给吹灭了”。

    终于,吉尔摩根神父发现斯大林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他下令“把他在监禁室里关一段时间,以示惩罚”。可是,斯大林屡教不改,另一个巡察的神父发现他还在读雨果的作品。“朱加什维利加入了‘廉价图书馆’。今日,我没收了他读的雨果的《海上劳工》。我早就因他读雨果的《九三年》而警告过他。签名:助理稽查V. 穆拉霍夫斯基。”

    那个时候,激进的年轻人都读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斯大林受这两位俄国作家的影响更为深远。《怎么办?》的主人公,具有钢铁般意志却无情的拉赫梅托夫成了斯大林的革命偶像。斯大林开始将自己视为和拉赫梅托夫一样的“特殊人”。不久,斯大林又被发现在“学校楼梯上”读禁书,神学院“受院长之令,对其处以长时间监禁和严厉惩戒”。他爱上了左拉,他最喜欢的法国小说是《萌芽》。他博览群书,其中不但有翻译过来的席勒、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还有希腊原文的柏拉图著作和俄国与法国历史书——他还毫不吝啬地和其他同学分享这些书。在俄国作家中,他喜欢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他熟读他们的著作,并能“默诵”。他也爱托尔斯泰,“但对他的虔诚颇感无奈”。在此之后,他甚至曾在托尔斯泰那些大段的关于救赎和拯救的辨析文字旁写下“哈哈哈!”。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本关于假以革命之名的阴谋和背叛的杰作——并在上面做了大量笔记。这些书都是被藏在神学院学生的法衣里偷运进学院的。后来,斯大林曾开玩笑说,他曾为了革命从书店里“征用”——其实是偷——过这些书。

    雨果并非唯一一位改变了斯大林一生的作家,另一位小说家甚至改变了他的名字。亚历山大·卡兹贝吉的禁书《弑父》的主角是一个经典的高加索绿林人物,而他的名字则叫“科巴”。伊利马什维利说:“让我和索索着迷的是那些赞美格鲁吉亚自由战争的文学作品。”在《弑父》这部小说里,科巴抵抗俄国人,为他的妻子和祖国牺牲了一切,然后遭到了凶残的报复。

    “科巴成了索索的上帝,并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伊利马什维利说,

    “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科巴。于是,他开始叫自己‘科巴’,并坚持让我们也这么叫他。当我们叫他‘科巴’时,他的脸上每每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对于斯大林而言,这是个极富含义的名字——高加索山区人民的复仇、绿林人物的残酷无情、对忠诚和背叛的迷恋、为更大的理想牺牲自我和家庭。特别是,他早先便已爱上这个名字:他的“教父” 叶格纳塔什维利也叫“科巴”——“雅科夫”的简称。“科巴”成为了这位革命者最钟爱的绰号和代码。不过,他最亲密的朋友依然叫他“索索”。

    索索早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多首诗歌,可是,就在1896 年,他17岁那一年的秋天,他开始对神学和诗歌丧失了兴趣。那一年,他从五年级升到了六年级。

    已到熄灯时分。男孩们一边警觉地提防着可怕的“污点”,一边热烈地低声讨论着有关存在的大问题。70 多岁时,斯大林曾笑着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说自己在一年级时便已经是个无神论者了。而其他同学,比如说虔诚的西蒙·纳特罗什维利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辨之后,纳特罗什维利“找到了我,并承认自己错了”。斯大林原以为纳特罗什维利接受了无神论,他很高兴,直到后者如此说道:“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地狱也肯定存在了。地狱之火将永不熄灭。可是,是谁为这永远燃烧的地狱之火提供木材?那些木材必须是燃烧不尽的,可世上哪有燃烧不尽的木材呀!”斯大林回忆道:“我大笑了起来。我本以为西蒙是通过哲学思辨得出了这个

    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主管 泰安日报社主办 地址:泰山大街333号泰安传媒集团22楼 联系电话:0538-6272000 邮编:271000

    中华泰山网 版权所有:Copyright ? my0538.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鲁B2-20100031号 鲁ICP备08005495号-1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12377 举报邮箱:jubao@12377.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鲁公网安备 370902020000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