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前了解一下这些国学大师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

◆ 1925年，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接受清华邀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但要辞职需找个相当资格的人代替，赵元任与系主任都觉得，只有陈寅恪有资格接替他，便给远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陈寅恪写信征求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 刘文典鄙视新文学作家，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 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钱，沈从文连四毛钱都不该给。他要是教授，我岂不是太上教授！”

◆ 1940年暑假，陈寅属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

◆ 1925年，陈寅恪从欧洲留学回国。这时，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 评价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1901年赴日本留学。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 靠不住的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他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着录，并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他不附和，也不驳难。

◎ 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在讲课之时，王国维遇到某些问题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悟出，这正是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为王力闻所未闻，他深感受益。但是，当碰到某些问题时，王国维却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说了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先生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

◎ 王国维的人生三重境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

宁静无悔的选择，似乎在追求着什么，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那内心深处的一种恬然吧！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

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章太炎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没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

◎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袁世凯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陈垣

陈垣（1880—197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袄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着；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 信有师生同父子

1970年，陈垣身体日衰。1971年6月21日，在京逝世。陈垣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家属将他的稿费4万元交作党费，将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获知恩师陈垣驾鹤远行，启功十分悲痛，当即为恩师写一副挽联：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

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北师大著名教授童庆炳说：“启功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博大的爱，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陈垣先生的爱，那真是一朝从师，终生感恩。”

如今启功先生也已作古了，陈垣及其弟子启功两代国学大师，两位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伟人，他们师生之间的情缘及其交往的事迹，被世人当作典范而永远流传。

◎ 赤子之心斥败类

抗战期间，陈垣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议论的文风，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通过这些书斥敌寇汉奸，斥责当局发国难财等。他批评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瑭、赵德钧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痛斥这些汉奸。

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８岁开始学《周易》变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04年春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

★ 聪明过人，记忆惊人

刘师培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有一次，冶春后社诗人程善之从上海购得新出版的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邀请刘师培、方地山二人共同浏览。时近晌午，佣人来喊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刘方二人。于是程去催促。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程再催，方地山说，还缺十数个地方。程善之不解其意，直等到方地山也来吃饭时，程问为何姗姗来迟。方答曰：“我刚才默记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程善之大惊，一张蒙古全图有千把个地名，而且个个佶屈聱牙，仅一两个时辰，怎可能记住？简直是活说大三光！方说：“我方某人不敢自夸能全背下来，但我保证刘师培绝没有多少误差。”

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块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而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授课不带片纸，信手拈来。“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一笔烂字不成书

刘师培以“一笔烂字”出名。据说当年他考秀才时，被主考官形容为“字如花蚊脚，丑细不成书”。在北大当教授时，他的字被公认为倒数第一。

有趣的是，刘师培对自己的字却自我感觉良好，说：“我书之佳趣，唯章太炎知之。”有一次与同为国学大师的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哭起穷来，觉得当教授没劲还不如下海卖字算了，还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想刘师培的书法实在不敢恭维，又不好意思黄他的面子，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先生只要签刘师培三个字，就有人肯出钱买了。

黄侃

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学校任教授。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干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 孝子

黄侃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 穿布衣“钉鞋”的教授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它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 未出版任何著作的大师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着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着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 专门利人不为己

顾先生作为史学界名家，为了提携青年，在不厌其烦反复修改他们的稚嫩论文后，还凭借自己的声誉与青年们联名发刊。经提携的青年成名后，顾先生则悄悄把自己的名字去掉。如今成为著名学者的童书业，当年仅是一名校对员，没有学历文凭，顾先生读了他的文章后怜惜其才，邀来身边工作学习，按月从自己工资中分出一部分作为他的薪水。致使自己的生活到了捉襟见肘地步，校方拨出一笔款救助他，顾先生却把这笔款用来做奖学金，资助4名交不起学费的学子。有人对顾先生的做法不理解，顾先生则云：“但开风气不为师，一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能倡导风气，拔擢人才，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 卑柔下的桀骜

“十分柔和卑下”的顾颉刚，在严厉的环境下，自然也培养着“桀骜”的一面。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时代大变局中，每每遇到激进的革命行为，他都会迸发出参与进去的冲动和勇气；二是勇于接受新的思潮，抛弃旧观念；三是对古人、他人的学术观点敢于怀疑，不盲从。

顾颉刚一生学术成就的顶点——《古史辨》，则更有赖于顾性格中的那一份“桀骜”。

○ 否定儒学第一人

顾颉刚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被尊为一代开宗大师、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 怒斥“神汉”

有一年，熊十力回乡时患了重感冒，一连睡几天。因他不让人请医生，两个乡友便劝他去试试“鸡神菩萨”。他强打精神跟着乡友来到一座破祠堂里,只见神汉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上坛请“鸡神菩萨”显灵。可那神汉扶的“神鸡架”乱晃一气，竟一个字也划不出来，神汉急得团团转，便搪塞道：“你们来的人多，响声大，惊动了‘菩萨’”。熊十力勃然大怒：“骗人的东西，愚弄百姓！”说罢，一脚踢翻了“供案”。

○ 白日掌灯

熊十力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一次，有个在国民党内任要职的学生再三请他赴宴，他只好答应。赴宴当天，晴天朗日，熊十力先生却打着灯笼来到酒楼，在门口迎接他的学生感到很奇怪，就问：“先生，您何故白日打灯笼？”熊十力顺手将灯笼递给学生说：“天下暗无天日，一片漆黑，岂不白日掌灯？”那学生哭笑不得。

○ 批判与继承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

○ 坚持“孤往精神”

熊十力的学识，引起了蒋介石的赏识。20世纪40年代，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徐复观受蒋介石的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没想到熊十力大声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蒋介石不死心，后来又两次赠巨款，资助他筹办研究所，熊十力都辞而不受。

对于自己一生的意兴豪放，熊十力曾自辩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这两句话，或许也是对熊十力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

○ 恃才自傲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在西南联大时，有次大家躲避日军飞机袭击纷纷奔逃，沈从文经过刘文典时，刘文典大怒，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 尊重学问

刘文典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文典对人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

○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蒋介石杀了很多人，但对两个人是很宽厚的——一位是张学良，软禁之时，有夫人陪伴，有厨师伺候，可以散步、钓鱼，宋子文整汽车的送洋酒罐头。蒋介石对刘文典这个国宝也是宽大为怀的。

刘文典爱护学生，敢于当面顶撞“暴君”是正义行为。

○ 违背承诺，该打

抗战前，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但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老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室内并无僧人看守，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睡着了，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

刘文典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后来他说：“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 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 幽默的回击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 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辜鸿铭认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他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 驳斥英国孙子

10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赶紧灰溜溜地跑掉。

☆ 维护儒家学说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