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货币政策宽松已到周期尾部

2017年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货币政策的‘度’”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在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目前全球已经到达了这次周期的尾部，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不再是宽松的政策。不过他也指出，因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速度进行，因此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

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小川： 在多量化宽松之后，我们已经到了周期的尾部，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政策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在全球不同国家速度不同，不同国家截然不同，全球市场并不是协调一致，货币政策也是。

中国过去使用反应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采取适应性的政策，就要做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

经济工作会议宣布，我们回到谨慎的货币政策，但是全球的复苏是经过了很多的曲折。我们看到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仍然没有解决，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已经发生，波及到其他国家。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政策也需要重新进行改变，变成比较审慎的货币政策。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日本央行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这个方向就是要看到货币政策的限度，要认真地去考虑什么时候如何离开这种货币宽松的周期。

第二点，关于再通胀，已经在一些国家看到了再通胀，但是在全球来讲做任何判断还维持尚早。在今年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在全球商品市场价格上扬，我们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再通胀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和货币政策的制订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三点，在这么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之后，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在全球在很多国家放弃了流动性。虽然货币政策制订当局已经开始紧缩他们的政策了，但是这个紧缩的过程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某些期间，我们会强调结构改革以及其他长期的发展战略，以发出信号告诉人们我们不要太依赖于货币政策。但是这个信号的发出是很重要的。

改革和结构政策我可以谈论谈论，我们有着长期的一系列改革，也有中短期关注重点，对于长期来说很多年前已经开始了，我们特别强调内需，中国过去特别依赖于出口，我们改变了结构，现在开始强调消费者内需，家庭需求，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大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开始那个阶段。

第三，全球技术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中心。也许我们太依赖于制造业了，服务业相对薄弱。中国政府强烈的号召服务行业一系列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进行增长，有数据显示，服务业在GDP当中占的比例，从10%、33%到现在，在GDP占了51%还是52%。这是很大的变化。

再来看看中短期的关注点，在中国在去年之后我们实现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减少库存和杠杆率，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来解决这些瓶颈问题。这些都是结构上的问题，得到了强调。 就全球而言，为什么人们会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再转向改革呢？我认为金融危机刚开始许多先进国家体的债务在GDP中占的比例相当高，公共债务比较高，在欧洲、就欧盟的标准GDP60%的是公共债务。后面阶段2010年的时候在有些欧盟国家主全权债务又出现了问题。20国集团峰会号召财政的整合，当时很多国家货币政策制订者认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已经穷尽了。财政政策对结构改革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财政政策已经没有空间了的话，就很难继续进行这些结构改革。在未来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即使财政上的指标不是很好，我们还是必须继续用财政手段，财政工具。我认为之后大家会再度看到某些国家开始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

国家货币基金组织说我们鼓励使用财政政策，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财政政策空间。所以我们要自己做出判断，每个国家要单独做出判断对日本来说债务占GDP比例是比较高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有30多个省政府，但是省政府自己也可以借债，要进行结构性改变，基础投资、城市化，包括发展服务行业这都需要投资。所以地方政府要促进这些事情的发展，但是我们需要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财权、事权以及调整地方财政政策的限度。

最近对此中央折算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研究，不同的省会有不同的财政指标，有些省已经债台高筑，有些省还有举债的空间。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货币政策完全没用，无法促进结构性的改革。我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货币政策就是会调整总量的需求，而并不是调整结构，并不是调整行业。

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创意，利用一些工具能够鼓励或者是支持某些行业，我们的货币政策可以把钱导入一些战略行业，可以帮助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看来英国央行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就是为贷款融资，在中国我们也希望能制订一些政策鼓励下农村地区的贷款，以及向小企业进行贷款。但是成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