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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醉诗书美 漫谈古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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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越嘉 

    步入古香古色的岱庙,静谧古朴与严肃庄重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不自觉放缓脚步,抛开闹市中的喧嚣,静下心来欣赏雕阑玉砌、丹楹刻桷。

    岱庙东南一隅,一座名为“汉柏院”的庭院静置在一边,门内巨匾高悬,院中有八角石栏水池,行人可凭栏观赏汉柏翠影。周围有古柏5株,传为汉武帝东封时所植,如今扭结上耸,苍劲葱郁若虬龙蟠曲。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古树青石渐渐地移到庭院南边的一排建筑,牌匾上书“信道堂”三个大字,这便是我们今天探访的“主人公”了。

    记者从泰安市博物馆了解到,2012 年岱庙在汉柏院复建泰山书院“信道堂”,建成后作为泰山书院文化展示地。也许会有读者问,一座仅有四载的庭院为何引得关注,既不是历史悠久的舞榭歌台,也不算玉阶彤庭的瑶台琼室。其实不然,这看似新生的几载光阴,实际上涵盖了从宋朝至今朝的历史时光。

    起源:北宋筑室泰山,疑古辩经相与析义

    要想了解“信道堂”的历史,首先我们要知晓泰山书院的过往。据悉,泰山书院始建于北宋祥符年间,历经宋、元、明、清朝代变迁,至民国初年成为冯玉祥将军的讲武堂及读书处。2008年经过重修,泰山书院建筑群被列入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泰山书院的原址便是坐落在岱庙汉柏院南边的这排建筑,即我们提到的“信道堂”。

    “云过峰头留墨气,水来祠畔度书声。”后人的这对联语恰是当年这里学者生活的真实写照。泰山书院 (又称泰山上书院),是北宋初年山东境内最早和最为著名的书院之一。它的创办与中国儒学史上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密不可分。

    宋景祐二年(1035)孙复应石介之请来泰山讲学,景祐四年(1037)在岱庙东南建信道堂学舍,后学舍迁泰山南麓栖真观。康定元年(1040)石介为书院作《泰山书院记》,始称泰山书院。

    泰山书院是“宋初三先生”中孙复、石介读书、讲学的地方,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孙复、石介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在泰山筑室为堂,聚徒讲学,短短几年便使得泰山书院得以“巍然齐鲁间”。孙复、石介的学术思想“上承洙泗,下启濂洛”,实开宋代理学之先河,被后世称为“泰山学派”。

    时间追溯到庆历二年(1042)以后,石介、孙复相继入国子监直讲,弟子们也相继出山为官,书院停办。到了明嘉靖十一年(1532),泰安知州许应元下令拓修泰山书院,邀请知名老师前来讲学。与此同时,还修建了仰德堂,用来祭祀孙复、石介、胡瑗三个人,后人称之为三贤祠。清道光九年(1829),泰安知县徐宗干再次重修,并将明朝御史宋焘、清朝大学士赵国麟加入三贤祠内,并改称其为五贤祠。

    光绪二十六年(1900),泰安知县朱钟琪就地创办仰德书院。彼时的泰山书院,在教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子、史、集诸书。孙复主张道统学说,认为儒学不兴是因佛、道及各种异端邪说的盛行。石介针对宋初“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四海无英雄,斯文失宗主”的内外形势变化,为重建政治秩序、理顺意识形态,首次明确提出了泰山“五岳独尊”的崇高地位。他继承了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运动 (编者注:北宋古文运动,即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代表人物主要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 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宋初杨亿等人的轻浮华丽文风,主张承继韩愈“文以载道”的思想。

    从宋初至真宗朝,解说经义仍是拘泥于前代经学家的章句注疏,谈不上什么创新。但在泰山脚下的这座泰山书院,孙复、石介已经开始以己意解经,不再拘泥于古训。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主张注经要重在探寻本义,强调以义理解经。石介极力推崇《春秋》、《周礼》,称周孔之道为人道,将三纲作为儒家之道的核心,对后来的理学家影响很大。

    学风:以励志苦学尊师重道闻名

    宋时的泰山书院以尊师重道而闻名。石介曾在《师说》中告诫学子,以道德文章作为尊师的标准,不计较地位的高低。孙复在泰山讲学时,还是布衣,石介已成进士,并且曾任郓州 (今东平)、南京推官,但石介钦佩其道德学问,依然拜孙复为师。欧阳修曾夸赞石介这种尊师重道的行为“能使鲁人皆好学”。

    泰山现存的“讲书台”、“侍立石”等景点就是因为这段故事而得名。当时孙复到泰山书院讲学后,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缺衣少食,仍不忘读书,“病卧山阿,衣弗充,食弗给,日抱 《春秋》、《周易》 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

    石介经常勉励泰山书院诸生,要勤奋学习,甘于吃苦,年少更应加倍努力,要认识到“汲汲身未立,忽焉老将至”的时间紧迫性,要有“昼何暇乎食,夜何暇乎寐”的苦学精神。在他们的率先垂范下,泰山书院形成了励志苦学的独特学风。为了让书院得到更好的发展,石介还请一些知名学者到书院讲学。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文彦博、祖无择、孔道辅、吕锡哲等都前来泰山研讨学问,进行学术交流。

    在泰山书院讲学期间,石介教育学生要有胸怀天下的志向,认为孔孟之道是治人之道,学道即为忠君治国之用。石介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一文中说:“国家就是百姓,有百姓就有天下,否则天下就名存实亡。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重视百姓,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虽然泰山书院前后仅持续了八年,其规模虽不及白鹿、石鼓、雎阳、岳麓等宋代著名书院,但它对泰山及山东地区的儒学复兴、人才培养、教育普及、民风改变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孙复、石介等不仅以自身行为树立了一代学风,以他们为核心的泰山学派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成为宋代理学的先驱。

    元代王旭的《孙泰山书院故基诗》中说道:“宋承五季衰,文气卑已极。天将启淳源,谈经起孙石。巍然齐鲁间,师弟无愧色。”以泰山书院为基地结成的泰山学派更是对宋代儒学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孙复、石介创办书院、聚徒讲学的实践,是北宋前期儒者创办书院活动的有益探索,构成了宋代新儒学兴起的活水源头之一。

    自韩愈首倡“道统论”后,孙复、石介继续推衍。他们以恢复儒家道统、振兴儒学为自己的使命,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对后来的理学家影响极大。泰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增进了鲁人好学的风气。泰山书院吸引了一大批好学的士子前来学习,姜潜、杜默、张泂、李缊、刘牧等人都相继受业孙复、石介门下,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明代的宋焘、李汝桂和清代的赵国麟等继承泰山书院宗旨,先后在泰山脚下建青岩居、育英书院、青岩书院,以泰山学派的治学精神教授后来人。

    复建:现为泰山文化宣传阵地,书香满堂

    上世纪70年代,泰山景区在岱庙汉柏院南侧修建了一排平房,最初用于办公用房,这片用地正是泰山书院的原址。后来,这片办公楼用作茶社用途,这茶社一开就是十几年。

    2012年,经学者文人通过古籍的探究了解到,这片土地竟是宋代泰山书院的原址,在多方交涉之后,泰安市博物馆决定在岱庙汉柏院复建泰山书院“信道堂”,建成后成为泰山书院文化展示地。直到那时“信道堂”才又一次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泰山文化研究学者周郢曾在信道堂授课 《泰山封禅玉册探秘》,其间座无虚席,气氛雅致而又热烈。他在形容信道堂授课感受的时候说“氛围”,正是透露出信道堂浓浓的学术氛围,坐在那里,不喝壶茶,写两个大字,似乎都辜负了这“氛围”二字。让我们把话题再转回到汉柏院,在这里,除了观赏传为汉武帝封泰山时所植的五株汉柏,历代碑刻、经幢八十余通之外,信道堂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步入堂内,两旁的古籍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里面摆放的不仅是泛黄精致的历史古籍,更是一代代改变文化形态的思想荟萃。从里间右边又得一小门,进去则是授课的当屋,屋内放着几张檀木大案,据说每当有文人骚客在此驻足,案上便磊满了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

    在另一边的屋内,一览无余的大案几,高大敞亮的屋顶不失古朴浑厚。一阵阵书香诉说着这里的过往,置身其中,恍如远离了都市尘嚣,宁静幽远的感受令人神驰。

    据工作人员介绍,宋代岱庙扩建时占用书院所在位置,泰山书院随后迁到现在的五贤祠。而泰山书院作为山东古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是山东地区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书院,对宋代政治有着很大影响。为增加岱庙人文看点,弘扬国学文化,泰山景区在原建筑规模基础上改造利用,恢复信道堂。

    岱庙计划利用当时的建筑规模,在汉柏院建立泰山书院文化展示点,重新建立“信道堂”。“信道堂现在已经建成一个国学馆和泰山文化宣传阵地,多次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前来讲课。”工作人员说,“信道堂”在汉柏院内茶社基础上改造,是泰山景区深入挖掘泰山文化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项目。改造后的信道堂,坐南朝北,七间格局,包括书院中堂、国学讲堂、学术会议室和书院文化长廊等内容。   “四大书院”是怎么来的?

    中国古代书院历经1000多年,出现过很多著名的书院,历史上曾有“八大书院”、“六大书院”、“四大书院”等多种说法,其中被广泛认可并常常被人们提及的是“四大书院”一说。“四大书院”是怎么来的呢?“四大书院”的说法始于宋代,最早提出“四大书院”说法的是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

    范成大在其 《骖鸾录》 一书中,把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并称为“天下四书院”。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意见。与朱熹、张栻并称南宋“东南三贤”的理学家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提出,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当属“天下四大书院”。

    南宋另一位著名学者王应麟撰《玉海》附和吕祖谦的说法,同时,附列石鼓、茅山二书院。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职官考》中,也采用了吕祖谦的说法,但在同一本书中的《学校考》中,又作了改动,列石鼓而去嵩阳。

    清代学者全祖望则以王应麟的说法为是,并另列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为南宋四大书院。民国时期的学者盛朗西撰《中国书院制度》,又列石鼓、白鹿洞、嵩阳、岳麓、睢阳、茅山为北宋六大书院。

    史学家陈登源撰写的 《国史旧闻》 一书则是在盛朗西的基础上,加列龙门、徂徕,合称八大书院由上可见,似乎只有岳麓书院没有异议,湖南石鼓等其他各家所举的书院是不是四大书院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1997年,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书院邮票一套四枚,所选书院是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即睢阳),实际上就是吕祖谦、王应麟、马端临、全祖望都说过的北宋四大书院。由此,“四大书院”得以通过鸿雁往来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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