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姑和女塾师：明清女性的精神世界

那些寡居的妇人，或者根本上不曾和丈夫生活过却坚持守节的女子，唯有依靠长期的吃斋念佛，方能度过漫长孤独的一生。佛给了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慰籍，也给了她们生活的念想──终有一天可以证成道身，跳出轮回，至少也可以获得一次好的投胎机会。

你想了解在古装偶像剧之外，一个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女性的精神生活。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女权运动，没有自由恋爱，没有女性的公共空间，唯一能带给女性慰藉，除了家庭，只有知识和宗教。尼姑和女塾师这两个特殊职业也就变成对女性而言十分重要的特殊职业，那么，这些职业如何工作呢?男性世界又是如何看待她们的呢?

你也许认识我们的作者，庄秋水。她是我们《单读》的核心作者之一，我们曾经推送过她的《失踪的父亲》。除了女性主题以外，她对于近代历史的随笔尤其精彩，我们以后还会继续推荐她的文章。

三月八日之前，我们将会针对女性推出一系列文章。她们来自于我们《单读》的核心作者，将从各个方面探讨女性。我们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探讨您的看法。

明代一位治经学的读书人何英，他的妻子信佛。从早晨到傍晚，一定要念上“观音菩萨”千遍。这位著名的儒学家生怕被士林嗤笑，想制止老妻，又制止不了。于是，有一天，他早上连着喊妻子三次，晚上再次不停地喊妻子。老妻十分生气：“何聒噪若是耶?”何英说我才不过喊了你两三次，你就生我的气，观音被你一天呼上上千遍，肯定也会生你的气的。何妻顿悟，从此不再念了。

出自《中州野录》的这则故事很能说明一般男性和女性在对待佛教上的态度。男子们自小精研儒学，十年寒窗，等待有一天货与帝王。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空间，除了“上班”，处理政事，他们尚有许多时间，用来交际，和同人饮酒赋诗，和名妓调情周旋。妇女们守在家里，面对的是家庭纷争不断的现实。她们照顾年迈的舅姑和幼小的儿女。即便是贵家大族，作为一个主妇仍然要主中馈。过早的生育使她们迅速地衰老，三十岁已经在丈夫眼里失去了女性的娇媚。在照顾公婆、丈夫和儿女的空暇，她们作为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便很大地寄予在佛教上。

她们在家中茹素和诵经。这些虔修随时随地可以施行。在家庭生活和妻子责任的重压之余，她们可以暂时逃避生活的压力，保持心境的平和。心灵手巧的女子在自己的绣品上一针一线绣出佛的光大形象。诗人毕沅的妹妹毕芬便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绣佛女史”。

那些寡居的妇人，或者根本上不曾和丈夫生活过却坚持守节的女子，唯有依靠长期的吃斋念佛，方能度过漫长孤独的一生。佛给了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慰籍，也给了她们生活的念想──终有一天可以证成道身，跳出轮回，至少也可以获得一次好的投胎机会。清代杭州商人之妻吴藻富有才情，“尝写《饮酒读骚》，小影作男子装，自填南北调乐府，极感淋漓之致”，丈夫早死，她寡居钱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吴澡，能书，工诗词。善画兰。

而且修佛也可以为她们带来同道，拥有家庭以外的小圈子的交际生活。明代的人情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的正房娘子吴月娘不受丈夫的宠爱，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房又一房的妾娶进门。她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听经斋戒和薛姑子王姑子这一类的尼姑交往上。她把她们请到家中宣讲佛经上的故事，和自己的女性亲戚们一道听讲，甚至依靠其中一位的提供的药方，生了一个儿子。

当然，更让她们满心期望的是朝山进香和参拜寺庙。大规模远距离的朝山进香活动，明清时十分兴盛。在每年的六月十九观音生日这天，地无分南北，妇女们涌向居住地周边的寺庙，去朝拜这位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位非常中国化的菩萨是妇女们的庇护神。她保佑她们平安，保佑她们生子，下世可以投胎为男身。寺院里，私人的感情有了和应，信徒们的虔诚更上一层。明人记载普陀的观音庙，“至大殿，香烟可作五里雾，男女千人鳞次坐，自佛座下至殿庑内无立足地。是夜多比丘尼，燃顶燃臂燃指。俗家闺秀亦有效之者。爇炙酷烈，惟朗诵经文，以不楚不痛不皱眉为信心为功德。”那些娇滴滴的大家闺秀此刻却通过这种肉体上的疼痛试图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男人们对妇女的这种行为，感情复杂，一方面如果是他们的母亲好佛，他们不得不在钱财和道义上给予支持。就连帝王们也不例外。唐高宗为母亲修建了大慈恩寺，明清的几位皇帝也都以太后的名义修复有名或无名的寺庙。一方面，普通的男子们对于妇女们离开家庭去朝拜上香忧心忡忡，认为她们会被坏人拐骗，或者失去贞洁，道德沦丧──就像佛教传入之前，妇女们去春游踏青的危险一样。

汉学家高罗佩写《大唐狄公传》，他笔下的狄公是位地道的儒学君子，最恨佛徒们蝇营狗苟。“铜钟案”里，他利用两个妓女，到当地普慈寺求子。这家原本破落的寺庙，在五年前一帮年轻僧人来了之后，开始兴旺起来，据说寺里的观音很是灵验，许多多年未生子的人家都有了后代。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僧人们利用机关，进入夜宿的求子妇女的香阁奸淫。他派去的妓女偷偷地在和尚的脑门上抹了朱砂，于是真相大白。二十名犯案的僧人被愤怒的百姓活活打死。高罗佩写这个故事的灵感应该是来自于话本小说。宋元的话本小说和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里，这一类的故事颇多。

《清平山堂话本》里有一个故事《戒指儿记》。丞相之女玉兰因闻吹箫之声，识得邻居阮三郎。彼此有了情意。然而相门如海，相会不得。害了相思病的阮三郎卧床不起，他的朋友为了成就他，找了一个尼姑，设计要小姐公子在尼庵相会。孰料阮三久病，和小姐云雨之时竟然一命呜呼。“奉劝世上男子，”明人周清源在《西湖二集》里语重心长地告诫有妻子的男子，“将自己的妻子好好放在家间，做个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闺门，有何不好?何苦纵容他到尼庵里去，不干不净。”18世纪的一位地方官员则严令禁止妇女们进入寺庙：

妇女礼处深闺，坐则垂帘，出必拥面，所以别嫌疑、杜窥伺也。何乃习于游荡，少妇艳妆，出头露面，绝无顾忌。或兜轿游山，或灯夕走月，甚至寺庙游观，烧香做会，跪听讲经，僧房道院，谈笑自如。又其甚者，三月下旬，以宿神庙为结缘，六月六日，以翻经十次可转男身，七月晦日，以点肉灯为求福，或宿山庙还愿求子，或舍身于后殿寝宫，朔望供役，僧道款待，恶少围绕，本夫亲属，恬不为怪。深为风俗之玷。

这位愤怒的官员对江南地区的这种风俗采取了一种直接的打击：出示庵观，有听从少年妇女入寺庙者，地方官即将僧道枷示庙前，仍拘夫男惩处。但他忽视了妇女们的这种需求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内心世界的空虚。 顾颉刚先生认为古代的庙观，就相当于女子们的公园，到庙观的烧香祀神，就如同出外散心。在几乎完全被逐出社会生活之余，除了自己的家庭，妇女们需要一些喘息的空间，需要化解死亡、病痛的打击，当然也需要来自志同道合者的精神支持。

在一些故事里，夫妇们一起去寺院进香，是他们人生中值得回味的美好记忆。《清平山堂话本》里，《简帖和尚》里的那位皇甫松吃人作弄的圈套，休了自己的妻子。一年之后的正月初一，回忆起过去：“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这个暴烈的汉子无情地休弃了自己无辜的妻子，此刻却流下两行泪来。

“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在吴藻们的时代，妇女们面对巨大的精神痛苦，把自己埋首于佛经，偶尔的放纵，便是在前往或近或远的寺庙进香，走出壅蔽的家门，观赏沿途景致，祈求大慈大悲的神灵的保佑，在香烟缭绕中，在喃喃祝语里，发泄、释放内心的绝望和痛苦，以达致心灵的超度和平衡。

追思昔日深闺内，玉肌绰约飘香佩，小鬟扶我傍花阴，弓鞋怕溜苔痕翠。 宁知中岁苦奔波，烈日狂飘任折磨。

清代女诗人胡石兰，在奔波的中年的一天，突然回忆起了早年的深闺生活。那时候她生活优渥，优雅而美丽地在深闺里低吟浅唱，其证明便是一双纤纤小脚──怕地面上苍苔湿滑，弓鞋不胜其翠，小丫鬟在旁边扶着她──那是明清女子有闲阶层背景的象征。然而人到中年，却遭逢逆境，胡石兰不得不到处奔波，曝晒于炎炎太阳下面，早岁的风雅荡然无存。她现在是一位巡游的女塾师。

像胡石兰这样的女子，广泛地活跃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她们长于诗文绘画，出入于官员和富商的家庭，担任其妩媚的女儿、小妾的家庭女教师。这种生活非常不稳固，随着官员升迁或是自己家庭搬迁，她们的职业生涯也极为动荡。胡石兰的中年便是这样奔波无定。在帝国晚期高度城市化的江南，一个流动的女性教师阶层，经营出新的女性空间，她们获得了一个职业专称“闺塾师”。

和两个世纪以后她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她们的身份颇为尴尬。在雇主家里，她们既不是客人，也不是主人，也不是仆役，她们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也许可能和自己的学生情谊深厚，但她们的职业生涯却依赖于雇主的喜好和心情。她们教学生识字、绘画，更多的则是教闺中女子作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教师，多是神职人员的孤女，或破产的中产阶级女孩。闺塾师们则是传统文人家庭里的女儿。她们有女性教育的传统，从母亲和祖母那里获得传统的学问和书画艺术。

《曹大家班惠班》中插图

17世纪末期的一幅雕版绘画再现了这些闺塾师优雅知性的气质。清人金古良的《无双谱》里有一幅《曹大家班惠班》，画中女子是闺塾师们的偶像、汉代的班昭， 她完成了兄长班固未竟的事业，续成《汉书》，她也是皇宫里包括皇后、贵人们在内的贵妇们的老师，又因为嫁给姓曹的男子而被称作曹大家。画中女子温雅端丽，服饰是典型的明代女子装束。她左手手捧书卷，右手兰指轻拢，右嘴角微微轻翘，显示着她沉浸于书中的世界。

曹大家是完美的闺塾师。她本人是一位大儒，国母、后宫的妃嫔这些王朝最尊贵的女性聆听她的道德教诲和学问传授。也正是她作《女诫》，为女子树立了一套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的思想。她被列为女教的圣人。在男性空间里的如鱼得水反而令她站在男性立场上严格规范女性的生存空间。在此之前的《礼记·内则》已经规定了女子教育的根本：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女孩从十岁起就要接受女教师的教导，学习礼仪说话，纺织烹饪，为将来成为妻子和母亲做准备。

明代画家仇英绘《六十仕女图》局部

另外一位女塾师是宋代著名的词人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死后，战乱中辗转求生，他们夫妇收藏的金石文物散尽。无儿无女的词人没有了任何依靠，匆忙中，词人嫁给了一个狡狯小人张汝舟，很快她发现这是一场失败的婚姻，抓住张汝舟骗官的把柄告发他，不惜为此坐牢(宋代法律，妻子告发丈夫，即使事实确凿，妻子也要服刑两年)。她的亲戚故旧当然不能坐视，在他们的援手下，她只被关了九天就出狱了。晚年流荡无归生活没有保障，李清照选取一些资质出众的女弟子，把自己的创作经验传授予她们，同时以作稻粱之资。《醉翁谈录》记载了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诗，诗前小序里说，“妾本秦人，先大父尝仕，朝乱离落，因家钱塘。儿时，易安居士教以写诗”。南宋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里说他的太太“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作为女塾师的李清照看起来比较失败，有材质的女孩子选择一种更平凡而安稳的女性之路，她所教授的学生似乎无一名世。

但明末清初的女塾师们比她们的前辈走得更远。这得益于女性生活的活跃。女性的才华受到推崇，地方志中不仅记录那些为丈夫守寡的贞烈节妇，也为那些才华出众的士绅女子留下名字和诗歌。生于浙江嘉兴的黄媛介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她的家族盛产学者，她的哥哥是一位学者，而姐姐是一位诗人，然而贫穷也与她们家庭如影随形。结婚以后，黄媛介开始在男性世界里谋生，她四处教书，售卖诗、画、字来供养家庭。她的丈夫描述了一幅场景，这是黄媛介沿着江南水道独自旅行中的一幕：皆令渡江时西陵雨来，沙流湿汾，顾之不见，斜颌乃见踟蹰于驿亭之间，书奩绣帙半弃之傍舍中，当斯时，虽欲效扶风橐笔撰述东征，不可得矣。蜷缩在驿站的黄媛介，书箱、行李散落一地，而她的丈夫只能远远观望。她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夫妻关系格局。

公众领域对女性才华的赞赏，黄媛介们的巡游教育，就连社会上一般人家对女子教育都有了一种不同以前的态度。明人凌濛初的拟话本《二刻拍案惊奇》里有个故事《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托言元末淮南民家，有一个聪明异常的女儿翠翠，五六岁就能诵读诗书，父母就把她送到学堂里去，“做个不带冠的秀才”。 她和同学金定是最出色的两个学生，小儿女互相恋慕，终于成就一段绝世因缘。翠翠稍稍长大之后就不再上学。这里的私塾，男女同学是无疑的了。在另外一个故事《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里，作者直言“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至今两川风俗，女人自小从师上学，与男人一般读书，还有考试进庠，做青衿弟子”。

18世纪，塾师已经是女性一种获得社会认可的职业。诗人苏畹兰自己办了一个“家塾”，专收女弟子。但家庭女教师和男主人的恋情故事并没有发生在中国。那些知名闺塾师的传记作家们忙着证明她们品性高洁，尽管才华出众声名远播，却无损于一位清白妻子的德行，她们仍然是传统两性格局的维护者;只不过，在她们身上，男女性别角色发生了短暂的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