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

【光明日报·国学】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国林 张祥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他高度概括我国历史上的治国方略，指出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古代治国立政思想，“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认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习总书记这段话所总结的治国理政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堪称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笔者不揣浅陋，试分五点略论之。

“民本”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

民本思想发源于上古，发展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且被历代治理事实所证实。《尚书》记载，虞舜时，皋陶说过：“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谟》）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并且对后世留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的训诫。殷商时，盘庚对民众有言：“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盘庚中》）周朝取代商朝，周公总结前朝治乱的经验教训，指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并把民情和上天意志相连，所谓“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发展了民本思想。春秋战国社会大动荡，民众作用更加凸显，民本思想受到有识之士重视。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楚国搜刮民财，斗且认为：“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国语·楚语下》）。诸子百家治国思想各有所重，民本却是共识，比如，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配得上“圣”的称号（《论语·雍也》）；墨子说：“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有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墨子·尚贤中》）；《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韩非子》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问田》）。孟子的“民贵君轻”与“民心”之论，更将先秦民本思想发展到新高度。

先秦时期形成的安民、爱民、利民、得民心等丰富的民本思想，后世续有发挥，历代史实也证实了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汉初的文景之治离不开采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诸葛亮出色的治理能力，体现在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三国志·蒋琬传》）；唐代贞观君臣深以“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为诫（《册府元龟》卷五十八），谨记“君舟民水”；明太祖厉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明太祖文集》卷一）的农本政策，清代康熙帝训导官员“凡为政者，只求实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讬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三十八）？整体上均取得较好治理效果。民本思想之所以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于它认识到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利益和诉求是一切社会治理的基础。政治文化中的相关论述，往往是以民本为中心和基础而展开的。

“德治”是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在古代礼乐文明中，社会治理主张实行礼治，也就是德治，这是民本思想在治国理政上的必然结果。最早记载德治的传世文献依然是《尚书》，皋陶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皋陶谟》）周代以德和天命转移解释夏商周更替，“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蔡仲之命》），因此要“慎德”（《旅獒》），做到“恫癏乃身”“若保赤子”（《康诰》）。周厉王时，芮良夫说：“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逸周书·芮良夫》）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说得更直截了当：“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德治的根本，是正确处理好礼与法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周公主张“明德慎罚”，他代表周成王对康叔作出训诫：“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悔鳏寡，庸庸，袛袛，威威，显民。”以明德为原则，就需“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即断案刑罚要合理，不能凭个人喜恶（《尚书·康诰》）。后来孔子也明确提出要“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为此，要先德而后刑，德主而刑辅，“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周、孔之论，为孟子、荀子所继承。孟子从德、仁出发提倡仁政，荀子从礼出发推重礼治，隆礼而重法。西汉独尊儒术后，德治逐渐成为全社会认同的核心治理理念，周代的“明德慎罚”被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基本策略。

古代思想家还从礼法的起源上强调德的重要性，提出法要符合民众的要求和意愿，《慎子》曰：“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商君书》曰：“法令者，民之命也。”（《定分》）法和刑在执行层面重公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贞观政要·刑法》），均表明法刑的精神是公、信、义等德之范畴。德与礼的关系更为紧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概括为：“德者，礼之本也。”因此，正确处理礼法关系，“道之以德”，这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