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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上向下》:无奈的堕落与无望的抵抗

    无奈的堕落与无望的抵抗

    ——论《向上向下》中李森林的精神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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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向下》封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转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一种趋向于个人化、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风气在当前中国进一步撒播开来。在这个价值失范的转型时期,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日益膨胀的社会风气的怀疑、抵抗、顺从、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描写他们这种选择的复杂性和二律背反式的两难心态,已成为当前社会官场小说的一个重要着力点,长篇小说《向上向下》中的主人公李森林就有着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精神蜕变历程典型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精神价值在个人化、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官场风气冲击下的尴尬遭遇和疲软状态。

    主人公李森林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骨子里存留着知识分子的某些优良秉性。作为社会的精英们,知识分子不仅拥有丰富的知识、过人的智慧与高超的技能,而且肩负着人文精神传承与构建的重任,是社会道义与良知的坚守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感。在李森林的大学时代,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深入校园内部,但那个全国重点大学的校园里依然弥漫着浓郁的理想主义氛围,使单纯热情的他长久地痴迷于文学的天真梦想里,他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对许多毫无意义的东西几乎都感兴趣,热衷于对文学与艺术的闲聊,以至于他和校花孟卓然仅仅保持着单纯的文学和知音的关系,一直滞留于情感的闸门之外。在那个露珠儿一样清凉的大学时代,他的身上既显示着农民儿子与生俱来的执着和原始的淳朴,又有着当地大学生的广博多识和聪慧睿智,这种向美向善的理想情怀使他对即将进入的广阔天地充满了自信,以为将来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但毕业后回到自己家乡偏僻小县城中教书的两年教师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大学时期的天真梦想。虽然在这个小县城中他被誉为“才子”,但灰色而无奈的教师生涯严重窒息了他的抱负,即使再恃才傲物也难以排遣自己孤独寂寞的情感。一次偶然的新闻事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亮色,他利用在省电视台工作的大学同学孟卓然的关系为县里挽回了损失,赢得了荣誉,被顺利的调入县委办公室担任县委书记严佳俊的秘书,成为县里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开始了他迈向仕途的坎坷道路,成了仕途艰辛的创业者。随着由县办秘书到县史志办副主任、团市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市(县)委书记到省委党校县市区委书记培训班学员等一系列职务的变迁,他的政治型人格逐渐生成并取得成熟,身在官场而逐渐修炼成的如鱼得水的混世本领使他轻松击败了诸多政治对手,而取得了政治身份上的不断高升,赢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获得了巨大的欲望满足。

    李森林的这种由知识分子角色(大学生、教师)到仕途角色的切换过程,典型地代表了当前时代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寻求安身立命生存方式的一种出路,是知识分子在启蒙理想幻灭之后的一种急功近利心态的表现形式。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缺乏独立性的历史传统,文化理想的崩溃和巨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诱惑,迫使他们向着体制内做着艰辛的自我努力,通过政治的结盟来确证自我的社会生存价值,而政治地位的高低往往是他们确证自我社会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于是一心往上爬的仕途心态就会充盈于心。并且他们又有相当高的智商和相当强的能力,一旦适应了这种这种切换后的身份确认,他们就会紧紧的依附在政治母体里并展示出惊人的政治才能,不断向上的仕途身份变换就会在他们身上应验,《沧浪之水》后半部里池大为的平步青云就是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官场生涯的文学缩影,而沿着向上仕途台阶一直走下去的李森林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切换现象并不完全意味着他们丧失了自身的优良秉性,蜕变为官场投机者和操作者,古往今来的许多知识分子不都在仕途上一面遭受了无穷的厄运;一面施展了自我才华而为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吗?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的身份切换的表象作出或优或劣的评论,而应透过这表象去考察知识分子在这身份切换过程中的人格演进历程和灵魂变化实质,而李森林身上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演进的复杂性。

    伴随着李森李不断向上的仕途经历,聪慧与才干并没有阻止住他精神与灵魂的堕落,反而进一步促成了这一过程的加速;步步为营的仕途飞升与节节败退的人格堕落同时在他身上上演,成为他不断反省却始终绕不过去的宿命。

    早在被县委借去到省城跑关系的时候,李森林面对着省城的豪华世界就几乎像一只失去了方向的甲壳虫一样不断的慢慢蠕动,寻找着清新的方向和感觉,他为自己只是这迷人的省城风景的匆匆过客而感到痛失的苦涩,为暂时拥有了孟卓然的巨大幸福而感到恍惚迷离,但又清楚地认识到两人实实在在的距离而感到憋闷。是孟卓然不但向她这个淳朴可爱的师弟献出了鲜活的肉体之爱,还以自己的老道人生猛烈的冲刷了李森林的价值理念,并且把他引上了仕途之路。其实,李森林在其仕途的开端还表现出鲜明的幼稚病,他常常为自己进入不了那个陌生的仕途世界而惴惴不安,在上县委班的第二天就因领错了人而受到县委书记的责备,并因自己对诸多的官场游戏的不适应而处处碰壁,以自己的固执和幼稚而遭到了官场的无情放逐,被明升暗降地发配到县史志办坐冷板凳。

    在仕途中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不断反省的李森林才渐渐悟出官场游戏的奥秘并千方百计向之靠拢并使之为其所用。他懂得了面子与森严的等级是官场游戏规则的核心,强烈的金钱欲和权力欲是这个游戏规则运转的根本动力。并且在官场的游戏规则中是不能有丝毫同情心的,是必须视尊严如粪土的,在这种情景下,人们为了抢占仕途制高点,便使出浑身解数来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戴上一套官场的面具去表现自己,淘去诚实与真实情感在官场上进行着人人都明白但又不能当面戳穿的表演。在这种说与做背道而驰、表情与情感常常相反的分裂式的表演型人格不断引诱李森林滑向官场圈子这个深不可测的神秘黑洞,身不由己的一步步放逐掉了原先的本我向官场型人格转化。

    因此,当他在孟卓然的帮助下重振仕途时,便在官场中表现的一步步成熟起来。他能够在他的送行宴上非常自如地说些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懂得怎样在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搞平衡,坦然清醒地接受张小艳的性贿赂,他掌握了如何获得上级信任的技巧并且能够较为圆熟地利用自己的权势来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来满足日益膨胀的内心欲望。到后来,他发展到一掷千金的送礼,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掷出了更加沉重的赌码,愈陷愈深的官场生涯一步步遮蔽了他的生命尊严,使他在森严壁垒的官场等级中不断展示出主子与奴才的双重面孔,险恶的官场生涯让他渐渐学会了算计、斟酌、掂量,让他这个本来没有心机的人也变得老谋深算了,正如他的红颜知己对这种无情的专注功利的官场心态一语中的的道破:你可能不在乎我,但你不会不在乎别人在背后算计你。

    寻根求源,如果说李森林应该为自己身在官场的灵魂堕落担负部分责任的话,那么,更大的责任应该是他所身处的官场,他这种堕落带有很大程度的无奈成分。他是在官场的裹挟中发生精神蜕变的,权力支配一切的官场把每个一个仕途创业者都逼成生存操作者和大玩家,使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拼命在官场游戏规则中挣扎,这样,每一个人都只能成为官场游戏链条中的一环,被紧紧地死死套牢,谁也不能松手,除非是你自愿或被淘汰出局。比如李森林和乔志强为了省里二百五十万资金请财政厅厉厅长帮忙,不仅要请吃送钱,还要提供色情服务,李森林连想洁身自好拒绝服务的机会都不能有,为了资金到手他必须同他们同流合污,共同下水。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权力决定一切的历史文化传统,使正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官本位与权力崇拜的阴影,许多官员的产生不是来自于下级的选举而是上级领导的恩赐和奖赏的现象还大量存在着,由于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相对软弱,长官意志的决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存活着,这种带有诸多不健康因素的官场机制利用自身编织的诸多符码把诸多仕途人编进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天网,使他们在尔虞我诈的权力争夺战中心安理得地堕落着,李森林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他们文学化身而已。

    小说并没有单向度地刻画李森林在仕途升迁中灵魂堕落和精神蜕变历程。小说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一方面描绘了李森林无奈的灵魂堕落和精神蜕变历程,另一方面又同时写出了他下意识地对这一历程的深刻自省和无望抵抗,对这两个方面相互扭杀和撕咬的冲突进程的揭示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情感世界,真实的揭示了知识分子精神转型的复杂性,同时拓深了小说的心灵探讨深度。李森林的这一且战且退、欲迎还拒的仕途飘摇姿态不正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灵挣扎的写照吗?

    普通农民的出身和良好的大学教育在李森林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曲折仕途历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并且,他还以之为支撑点,下意识地与来自于官场的异化力量做着无望的困兽式的斗争。

    刚入仕途时,他的这种人性的挣扎表现的较为密集和强烈。在省电视台曝光安平又表彰安平的两个事件中,李森林对孟卓然帮助自己的做法表示敬佩和感激后,又同时对一个堂堂省级媒体颠倒是非的做法感到一丝悲哀;他对孟卓然为他和县里的政治交易而感到不安、怒气冲冲,但很快就又对残酷的现实和孟卓然的教育无奈信服;他为自己写给书记的汇报材料中的空话、大话、假话而感到良心的自责,怀疑过自己的存在价值,但由于诱人的官位他又不得不背叛自己,他不是不喜欢和同情美丽弱小的姜春花,但碍于严书记的强大权威他不得不拒绝和逃离她;他对自己在送礼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做梦一样的陌生,表示深深的痛悔,但他又对自己不能支配自己,自己不能属于自己感到悲哀与恐惧;被贬史志办的遭遇不仅没有给他带来更大的绝望,反而使他有一种解脱的轻松,但随之而来的种种冷遇又很快把他的斗志鼓胀起来,使他刚刚获得的找到真我的轻松感化为乌有……所以,回归自我的挣扎越强烈,他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越大,而由此带来的巨大落差反而激发他的官场生存欲望,从而缓解甚至消解他的回归自我的生命冲动。

    进入团市委以后,随着他的官场性格在一系列职位升迁中逐步成熟,他对官场权力机制的抵抗就显得平缓隐晦了很多。他深知自己身处官场就像“鬼打墙”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又无处不在密不透风,对它进行再猛烈的疯狂抵抗都无异于螳臂当车,走向自毙,但是一种无可仰制的知识分子情怀又会从他官人心态中旁逸斜出。因此,他只能痛苦而又明智地把这种冲动压制到内心自己慢慢咀嚼,或仅与自己的知心朋友一起探讨。逃离出马拉松一样长的枯燥而又勾心斗角的常委会,偶尔瞟到办公室书架上的《唐诗三百首》,便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大学富有诗意的文学青年梦,这种鲜明的今昔对比让他感到恐惧,但又无可奈何;他指望着和姜春花保持纯真的真爱关系,两个人创造的温情脉脉的情爱空间成了躲避尔虞我诈的官场侵袭呵护自我疲惫心灵的诗意小巢,但是过于敏感的官场思维定势又使得他对这场无果的婚外恋保持着内心的警惕,最后只能无奈逃逸;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在自己豪华办公室里局促紧张的神态,他为自己和父亲日益疏远的距离而揪心的痛苦,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官场不但抹杀人性而且抹杀亲情的残酷,但他又做不到抛开扼杀亲情的官位而拉近和父亲的距离;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官场就是在慢慢地自杀,久而久之的官场生涯把他磨练的非人非鬼了,但他只能一边寻找着自我一边孤凄地品尝着“自杀者”的苦酒……

    因此,脆弱的人性,坚挺的环境以及知识分子和政治官员的双重兼跨都决定了李森林在官场既不能痛痛快快的堕落,也不能艰苦决绝地反抗,他只能成为一个错位的人: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却在无形中离道路的起点越来越远了。他无望的抵抗只能带给他更加痛苦的绝望和更大程度的沉沦,他得到的并不是他本来所需要的,而他本来需要的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李森林的无奈堕落和无望抵抗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了作者对当代大语镜下知识分子出路的集中反思,在这个日趋多元,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对李森林们做简单的道德评判和女权批评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仅仅作出孰是孰非的单向度的价值判断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进行自省式的沉痛反思:当日常生活的功利性心态在无孔不入而又不动声色地腐蚀着我们的价值立场,并强制性地逼迫我们失去知识分子的身份,变成一个个为生存而生存的个体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而李森林的尴尬遭遇不仅给我们揭开了造成当前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某些真相,而且还启迪我们去思考:在人文精神四面楚歌危机四伏的新世纪大语境下,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去拯救它?

    李掖平  霍巧莲  赵庆超

    原载于《山东文学》2005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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