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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青杨:冯小刚为何感恩《1942》当下能够上映?

    124日,冯小刚大河报一九四二”的座谈会上表示:“我很感恩,包括在现行体制下这部电影能够上映,得到了体制内各级人的极大支持和运筹,才使这个电影能和大家见面。”勿用质疑,《一九四二》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却是值得一看的电影。在影视剧极端娱乐化的今天,冯小刚拍这样一部超风险的电影,这显然与当下灯红酒绿不甚和谐。因为每一个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深陷于一场内心的煎熬。

     

    在低俗喜剧层出不穷,古装大片大行其道,恐怖惊魂系列开始抬头的华语电影市场,这个敏感的不安全的题材,这个有着看似是种种影射意味的题材故事,是很多人不敢触碰的。因为中国的影视主管部门,向来不能容许灰色调。正如冯小刚所言,这个影片完全可以被解读为灰色消极,并以此为由卡死,所以审查没那么顺利,否则通过审查后也不会喝醉了所以,我们也不必再去苛求他为何不拍一九六二,唯有向这份诚意与勇气致敬!

     

    现行的审查制度已经使中国的大部分电影人学会聪明的绕开雷区,但久而久之,很多中国影人也因此丧失了一个作者关注社会的本能。在被审查制度的鞭子长期鞭笞之后,很多电影创作者们可能不再习惯直立行走了。奴性,已深深根植在一些电影导演的创作之中。这正是中国电影每天面临的窘境,它要屈服于审查,要屈服于资本,要屈服于观众,还得屈服于很多看不见的规则。

     

    正是在此背景下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和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的战争片相比,确实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当然这样的距离也是不可避免,毕竟中国的审查制度非同寻常。无法像当年波兰斯基那样直截了当。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九四二》绝不是一部可以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或薯条看的电影,冯小刚不是冯小宁,《一九四二》也不是《举起手来》,它不会带给人们以酒足饭饱后的意淫与快感。当人们正不遗余力地到处挖掘可供消遣的娱乐时,《一九四二》带来的苦痛,如针芒刺背,如当头棒喝,堵心、钻心、虐心……

     

    作为一个成功的娱乐片导演,冯小刚早已功成名就,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在一次次创造票房纪录的时候,冯小刚会时不时地表达对电影的疲态。前两年当他一年之内以两部电影取得将近12亿票房的时候,他说自己想躺在功名簿上休息了。但时至今日越来越成熟的冯小刚并没有走向圆滑和世俗,而是更加深刻和谦逊,终于在他54岁时,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最代表中国的农民。尤其是可拍可不拍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是愿意冒风险、吃苦头拍出来,这是值得尊敬的。

     

    我们提及1942年的中国,我们可能会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可能会想起仁安羌战役里英勇的远征军,仔细一点可能会想起那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不幸牺牲……但又有几个人会知道,那一年的河南灾荒几百万人活活饿死?在上个世纪中叶的20年间,河南连续遭遇3场灭绝性的大饥荒: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1942年的四害到1958年的大跃进。在河南现代史上,频繁的灾难和死亡使人们变得无耻、麻木和冷酷,最后一切都成为一串冰冷的数字,被遗忘在历史深处。

     

    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刚刚公映而议论者众,就在于它的稀缺。在中国,讲述死人、灾荒、灾难不受有些人待见其实,对于饥荒与死亡,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他的研究中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解释。她认为自然灾害是不会让人死亡的,无论是旱还是涝,或者是其他灾难,天灾只是诱因,权利的不平等、信息沟通不畅、言论自由缺失、极权体制等,才是真正导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因为极权统治者,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饥荒的影响,所以不会有任何防范的动力,但民主政府不同,因为要面对公众的舆论和选票,所以会更有效地防范大饥荒的发生。(文/风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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